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

西方人一般把有文字记录的商朝视为中国历史的起点，这样算来中国历史只有三千多年。

本书将文学文化理解为人类在经验洪流上引航的集体努力，将中国文学看作一条浩瀚的河流，其间奔涌着人的激情，特别是道德与感官的动荡，以及陶冶与规范这些激情的审美实践。

阅读单篇作品的快乐，就像凝视河面的倒影。而要看到河的深处，则不仅要应对语言问题和跨文化理解的问题，还要探究权力的运作-包括阶级、性别、民族和国家观念。

物我之间的此种感应意味着不断扩展人的视野

无常与恒常

人生如此短暂，我们该如何应对？

文学文化起到了帮助人们探讨这些问题和欲望的作用，这种对人生抱负的关注也能指导他们如何面对时光中的变迁。

中国的核心传统能凝聚至今，书写体系的延续性是关键。

精心创作的文学就可让人深信，宇宙秩序森然，并且内具道德法则。

因为相信自然与伦理之道都潜藏在反复出现的模式中，所以他们强调识别模式的能力，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在宋朝（960-1279）的印刷术大幅提高识字率之前，大多数作家都属于统治的官僚集团。这些文人阅读的经典库相对固定，共同的教育背景使得他们的凝聚力和政治势力超过了其他国家的类似群体。文人需要统治者的扶植，统治者也需要文人评注古代典籍，为政权的合法性辩护。

后世称为小说的作品一般没有资格进入这四部，因为经史子集的要义都在于传道。

除已经广为人知的阴阳家、儒家和墨家外，司马谈将另外三家称为法家、名家和道家。

每派都认为其他各派的教义并非错误，而是只得到整体之一隅

中国文学的基础可以描述成一些互相交叠的求道之法。

佛教的空、缘、业、轮回等观念经常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并且很快扎根，成为底层的信仰。

阴阳无休止的相交产生“气”，“气”是宇宙的生命力，体现在呼吸、空气、能量和物质中。这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循环，五行又分别与五脏、五色、五臭和中国传统音乐的五音相联系。

基于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中国人对治乱的循环更替，对刚与柔、动与静、言与默、显与隐的相互作用都有敏锐的体察。

佛教对无常的深刻领悟强化了这些早期学派重视变化的倾向，它在山水诗中的痕迹尤为明显。

人性之养成有赖于人与人的关系。在孔子看来，这些关系的基石便是亲族纽带与孝的品格。

道德教育、自我修养和社会交往是有用的。如此的历史感孕育了一种致力于将文学与仕途相结合的“原教旨主义”诗学，在中国影响巨大。

鉴于唐朝毁于藩镇割据，宋朝皇帝重视文治甚于武功。为此目的，他们以儒家经典为内容，扩大了科举规模，以招募官员。于是，文学文化的影响力空前，由精英家族构成的士大夫阶层应运而生，他们的声望主要建立在文学素养和官位上。

宋在持续的战争威胁下残存，南宋末年的许多思想者已经把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更个人化的道德哲学。

在儒家的文献中寻找确定的指南，一种新的学派-道学-发展起来，试图在许多彼此辩难的学派中确立权威。道学也称理学，英语世界则称之为“新儒家”，该派的宗师当推朱熹（1130-1200）。他以“理”为基础，大胆地将前人的各种学说创造性地整合成一个体系。

《老子》极其怀疑人类将各种名称和分类强加于世界的行为，而推崇直觉理解。它认为一切形式的强制和掌握，包括心智的抽象概念，都只能让人远离大道，所以它倡导对“无”的体悟。

《庄子》拒绝用词语来塑造概念、制造类别，人为地区分是非、利害与他我，而鼓励读者去体悟混沌未分的整体。

汉朝灭亡导致人们对儒家的教条和制度建设深感怀疑，于是崇尚自然的观点渐渐深入人心。

宏观视野还能让品鉴自然的人获得一种价值感。凝神赏观山水溪石，人可以理解动静的平衡，然后在创作中既呈现自然的秩序，也展示自己的修养。

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发展为表达和调节情感的重要手段时，对微妙情绪的关注也成了诗歌理论的常规内容。“情”的地位日益上升

随着佛教的传播，人们愈发担忧情感搅乱心灵。佛陀宣扬的四圣谛告诫人们应警惕欲望的代价。

“情”被视为审美、想象乃至主体意识的源头，它所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英语词语“爱”（love）的各种含义，还涉及外物对人的触动、各种情感和觉知。

“情”的概念不断变动，表明在理解人与世界如何发生联系时，“情”是中心因素，而这些理解在诗歌（中国最受尊崇的文学体裁）里体现得最充分。

画常被称为“无声诗”，它能传递难以言表的情绪，书法被看作性格的窗口，而诗则负有更复杂的使命，不仅要唤醒自然的种种神秘，还要让它们激发情感的共鸣和历史的联想。

诗歌的感染力经常需仰赖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气”，中国诗歌尤其擅长表达微妙易变的情绪。

从一开始，中国古诗就惯于思索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催生了对“实境”的抒情回应，诗人们意识到人生短暂，所以及时行乐成了长盛不衰的主题。

这种通过自然景物来曲折抒发快乐、恐惧和其他情感的手法（文学修辞所称的“移情”）后来成了东亚各国文学传统的主流。

如果说“赋”是铺陈，“比”是对照，“兴”则是情感反应的触媒。

偏理性的传统经常与北方相联系，它发源于聚焦“实境”的《诗经》；南方的传统则更富于神秘主义，它盛行于长江流域，也就是古代的楚国（前 7-前 3 世纪）。流传至今的《楚辞》是此类诗歌的总集，它展现的是一种活跃的萨满灵媒文化

中国学者惯于用作者生平来解释作品，又反过来用作品来重构作者的生平。这种传记研究法虽然看似循环论证，却突出了文学的现实意义。

从殉难的屈原开始，诗歌就是个人抒发自我、表达欲望的主要形式，从而在“怨”的文学传统中确立了权威地位。

大多数中国诗歌都倾向含蓄而非铺陈，但在大规模建立典章制度的汉朝，这类以不厌其烦的铺陈为特色的诗体却成了主流。

与赋铺陈繁复的手法相比，在中国漫长的民歌和诗的传统中，抒情模式占了上风。

随着音乐的演变，中国诗歌的另一种主要样式-词-逐渐发展起来，它着重表现的是以爱情、慵懒状态和惆怅意绪为内容的文化。

一面是建功立业的渴望，一面是在简单快乐中寻求安慰的梦想。赞美自然，赞美真情，并未真正解决这样的矛盾。

沉思式的山水诗经常融合了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佛教形式-禅（西方人更熟悉的是它的日文音译 Zen）。禅的教义摒弃了多数印度佛教流派的出世倾向，强调顿悟，并且这种顿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冥想，插花之类日常活动，以及对平凡生活细节的体察。

虽然叛乱平定后，唐朝又挨过一个半世纪才最终覆灭，但在晚唐的诗歌里，人类努力的残酷幻灭感和短暂人生固有的悲哀已融汇在一起。

诗人政治家苏轼（1037-1101）反对学究气，他用带有挑衅色彩的想象来对抗贬谪生活的痛苦。他虽然尊重过去的传统，却不缺乏批判的精神

宋诗在结构上更灵活，语汇上更贴近生活，有时甚至到了随意为之的程度。

在抵抗与屈从之间挣扎，文人们越来越将美学信念与政治立场绑在一起。以前的诗派往往建立在地域或者师徒关系基础上，在清朝的盛期，理论原则成了划分派别的关键。

人们由于深信孔子“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的教诲，便以为历史仅仅是记录事实，后世归于孔子的编年史的简洁风格便反映了此种观念。

“小说”仅仅是“巷语”，这些记录对政治有参考意义，却没有文学价值。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标签一直用来表达温和的贬斥。

历史讲述公共话题：军事、政治、外交以及宫廷事务，而小说描绘的则是私人生活。然而，很多早期作品无法纳入这种二分结构。

早期史家的著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播事实，而是自命负有从历史中提炼道德教训的重任。《春秋》位居托名孔子的“五经”之列，为它作传的史书影响尤其巨大。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些话表明，司马迁认为历史和历史书写都系于人的决定。

3 世纪到 6 世纪，文人们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纯文学传统，写作的声望也提高了。由于尊经的传统抑制了大规模的哲学写作，文学主要采用了评语、散文、书信、游记以及其他短篇形式。

至少从曹丕的《论文》开始，文人们便有意识地思考文学的功能，并通过这样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

“志怪”小说是一种新文体，其最初的动因或许是控制奇异现象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力，让它为道德规范服务。

《世说新语》因此成了“清谈”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谈话中，文人们竭力摆脱政治俗务的羁绊，以高雅趣味的裁判者自居。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后世出现了许多“世说体”的文集，现代学者认为这类所谓的“志人”笔记小说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标识的重要手段。

中国社会最终认可文学是独立的体裁，文人是独立的阶层，与 6 世纪《文选》的编纂有很大关系。在序言中，编者萧统（501-531）将文学与历史和哲学区分开来，历史处理事实，哲学处理思想，而文学则是通过艺术化设计的形式和语言来处理人类的经验。

《文选》没选入“小说”，但到了宋朝早期，这种文学体裁已经空前繁荣，宋太宗专门下令，将从公元 1 世纪初以来的约七千篇小说汇编成书，人们甚至为印刷这部《太平广记》（977-978）准备了雕版。然而基于道德理由的反对意见阻止了它的出版，直到 1566 年才付印。

这些自唐朝（618-907）以来创作的故事也描绘了奇异的事件，但它们的焦点是私人生活，而且经常点明了作者，并解释了记录该故事的动机。

直到 20 世纪初，多数诗歌、散文和小说仍然采用文言。当白话小说逐渐和文言小说分庭抗礼（自 12 世纪开始），用高雅文言叙述的作品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经历了皇皇大唐（618-907）的覆灭以及宋朝（960-1279）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结构巨变之后，早先的信仰受到了剧烈冲击，已经矛盾重重。

原来国家是作品的主要赞助人和发行者，从大约 16 世纪开始，民间书商成了大规模出版流行文学的重要角色。

在唐朝，佛教的影响日盛，从印度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带来了新的体裁，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兴起。“变文”经常伴着图画和音乐来表演

直到 20 世纪初“话剧”的出现（部分原因是西方的影响），中国戏剧通常都是歌剧。许多戏曲的情节都来自传奇小说，内容多是忠臣与奸臣争斗、恶人遭到报应、才子佳人喜结良缘、和尚道士点化度人之类。

明朝宫廷对戏曲的扶持使得传奇剧的篇幅更长，音乐表演更趋繁复。

在宋朝，由于说书的兴盛，用白话创作的话本发展起来。

到了 16 世纪末，话本小说已经频繁借用说书人的陈规与套话（例如“话分两头”表明场景即将转换）。

和话本小说一样，明代兴起的长篇“章回小说”也受到说书传统的很大影响。

这些点评将小说也视为值得阐释的严肃文学，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范围，因为此前几乎只有诗歌才有这样的待遇。

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在提高劝服力和扩大销量的双重欲望驱动下，重要的小说付印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上导读，在正文中间、书页边缘和每回末尾插入宣扬儒家观念的点评。

如果把《西游记》当作一部象征性的小说，那么玄奘就是求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

从 17 世纪开始，小说家们倾向于改写、戏仿和颠覆先前的作品，这似乎成了一种文学游戏。

在民族救亡思潮的推动下，中国文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且受尊崇的领域。改革者们深信，中国若要生存，就必须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所以他们出版白话小说，创办报刊杂志。

1919 年 5 月 4 日开始的示威活动让民主和民族的理念深入人心，许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也转向左翼，并在 1921 年组建了中国共产党。

当国民党逃到台湾，共产党接管大陆之后，台湾岛上的知识分子开始以传统中国文化的守护者自命。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宣传攻势相呼应，台湾出现了怀旧小说。

鲁迅常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锋，他的作品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在晚清，已经有“谴责小说”记述了社会的腐败和人性的冷酷，到了民国时期，作家们更以批判迷信、阶级不平等和奴役女性的制度为己任。革新派指控传统的文言文学是封建主义的反映，转而从帝制时期的白话文学和西方文学寻求营养，来发展现代的书面汉语。

20 和 30 年代许多作品中的角色都无法凭决心和辛劳克服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和政治障碍。

鲁迅、茅盾（1896-1981）和其他作家决心让世人明白，不公和苦难的制造者是掌权的人，而不是天命。他们在 1930 年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

文学应当服从于进步政治，这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中提出的要求。

张洁也是最早重新拾起爱情题材的作家之一，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文学追踪了这个让人晕眩、冲劲十足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新现实主义作品、先锋派作品，还是日渐增加的报告文学，都对崛起的消费主义、大规模的城市化、环境恶化以及中国危殆的“人文精神”深表担忧。

在修订的宪法（1982）将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发展之后，思想领域的气氛变得宽松，另外一些激烈的文化论争和文学实验也随即出现。

在官方放松思想管制之前，卢新华（1954-）的《伤痕》（1978）和其他“伤痕文学”作品已经见证了长期被压抑的痛苦和悲悯。

受到闻一多等 20 年代诗人的启发，年轻作家们借助“朦胧诗派”重启了象征主义传统，而“寻根”小说则深入探究文化和传统的历史遗产，尽管这些遗产有时造成了灾难。这些作品和其他先锋作品一起，不仅向前看、向外看，也向后看、向内看，借以挑战官方的现代化宣传。在许多这类作品中，历史决定论的色彩很重，但它们描写的经常是堕落，而不是进步。

感伤爱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讽刺小说和所谓的丑闻“黑幕”小说都被统称为“礼拜六小说”，从 20 世纪 10 年代到 30 年代盛极一时。

并非所有的严肃文学都遵循左翼批判现实主义的路线。“创造社”的作家推崇浪漫主义情感的表达，而沈从文（1902-1988）的小说也极具抒情性，他喜欢描绘的是自然景色、乡村风俗和其他尘世的快乐。

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家”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里，对快乐和感官经验的追逐也盖过了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这些作品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突出了性和自我意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政府大幅削减了给出版社的拨款，于是许多出版社都转向了大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