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日本史

自序 日本和中国骨子里不一样

我的回答是，我关注的重点和大部分作者不太一样。

这本《日本史》想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日本人独特的国民性是怎么形成的。

对中国和日本都有深入研究的傅高义说，日本国民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团结性强。他说，中国也在强调团结重要，但是实践得远没有日本人好。中国社会有一个虽然夸张但流传很广的说法，“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社会”，即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日本人非常遵守公共秩序，日本关联企业之间的内斗也很少，信任合作进行得比美国、中国等很多国家要好。傅高义、福山的说法当然都是一家之言，但是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好，这确实是绝大多数观察者的共识。日本国民性的另一个特点是转弯快。

有一个日本朋友说，她发现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对明治维新特别感兴趣，几乎所有人都会和她聊起明治维新。

这就涉及这本书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即日本和中国到底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对世界的误解之一，就是日本“克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同文同种”，因此没有本质区别。

没错，从表面上看，中国和日本确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相似的长相、相似的建筑、相似的文字，甚至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人都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两国人为人处世都讲究含蓄，说话都习惯...

第一，中国从周代开始就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确立了“同姓不婚”的传统，日本历史上却长期盛行近亲结婚，特别是日本皇室的内部通婚，比如兄妹通婚成为传统。大化改新之后，虽然日本几乎全方位地学习中国，但是皇室内部通婚这种在中国文化看来绝对“逆天”的风俗却依然未改。¹第二，中国文化中性禁忌产生得非常早，男女之别甚严。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朝鲜李朝也曾经贞节牌坊遍地。日本人却一直没有培养起贞操意识，长期男女混浴，没有出现过太监，没有出现过贞节牌坊，也没有裹过小脚。第三，日本的家族制度与中国相当不同。中国家族文化中血缘意识很强，能生一定要自己生，实在不行才收养，而且一般不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养子。然而日本却盛行收养无血缘关系的养子，甚至自己有亲生儿子也可能把家业交给养子。

第四，中国人分家时一般诸子均分，也就是每人都有一份，长子和其他孩子的地位没有本质差别。而日本传统家庭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和其他孩子之间的地位差别非常大。在农民家庭，长子是主人，其他儿子类同奴仆...第五，汉语里有花样百出的国骂，但是日语里却几乎没有脏话，“唯二”的两句“脏话”还都是来自汉语。第一个是“馬鹿”（ばか，即“八嘎”），来自汉语的“指鹿为马”。“八嘎”后面有时还要加一个“呀路”，这个“呀路”也是来自汉语，即“野郎”，就是“村夫、没教养的人”的意思。²这两句脏话听起来实在...

第六，中国的坟墓都远离生人居所，在荒郊野外。而日本城市里存在大量墓地，有些与住宅小区就一墙之隔。我在东京访学之时，宿舍对面就是一处墓地。中国人一般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靠子孙后代烧纸钱活着。而日本人认为，人死后或成为“神”，或成为“佛”，不必害怕，也不需要烧纸钱。第七，中国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而日本人的一般取向与此相反，对日本人来说，“死是最高艺术”，死亡意味着清洁、超脱、干净，一切罪孽都随着死亡而消失。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奈良有个很小的古刹，叫“暴死寺”，香火很旺，每天都有人来此烧香参拜，祈求自己“暴死”。³第八，日本战国时代曾经出现广泛的社会自治现象。在自治乡村中，农民们自己处理普通司法案件。有些“惣村”⁴甚至还拥有了“立法权”。在自治乡村的基础上，日本也出现了自治城市，自治城市拥有自己的司法权，许多城市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拥有专门...

第九，中国人从小就受到“集体主义”教育，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行事并不全然如此。中国人非常重视家族和亲戚关系，重视“私德”，在社会上则不那么重视“公德”。日本人却不那么重视家族和亲戚关系，倒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公司”“单位”等集体。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不给别人添麻烦”差不多是最高准则。

第十，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受害者意识”和“仇外情绪”。而日本人骨子里同样自尊且敏感，但是日本国民性中又有一种独特的“强者崇拜”，或者叫“拎得清”：你比我强，把我打败了，我一不忌妒二不仇恨，而是老老实实向你学习。“鸦片战争”在中国是国耻，迫使日本开国的武力威胁“黑船来航”却被日本人当成带领日本走入现代文明的“恩惠”。

……...

中国从母系文化到父系文化，从原始时代到农业时代，实现了巨大的文化跨越。很多原始时代形成的文化习俗，后来已经消失或者严重变形了。比如普通中国人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祖先的祖字，是由代表生殖器的“且”字演变而来的。

而日本文化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时代、母系社会时代的文化因素。至今日本还有400座左右生殖器崇拜的神社。比如小牧市神社祭祀的就是一根大约长七米、直径一米的木制阴茎。“每年到生殖祭的时候，男女老少，大人小...

日本之所以能保留这么多上古文化因素，当然是因为日本地理条件的特殊。日本平原很少，国土约75%属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山间盆地散布全国，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结构不利于迁徙，导致日本社会小共同体长期稳定，逐渐形成了“集团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日本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既可以避免大陆的兵锋，又可以从容地向大陆学习。由于日本向大陆学习不是通过被征服、被融合的方...

日本的历史轨迹因此显得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几个国家——中国、朝鲜和越南非常不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终主要遗留在了文字、文学、服装、建筑等表层物质文化方面。⁵日本原始文化的很多成分，比如母系社会的“走婚”习俗，独特的性观念，原始时代的神道教传统，村社文化，都相当程度地保持了下来，并且有机地嵌入今日日本社会的运转当中。⁶...

四

这本书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日本人怎么看待历史上的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为什么三度向大陆扩张。

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另一个很大的误解，是日本和朝鲜一样，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

第一编 日本人的原始观念和精神世界

第一章 日本神话中的“性”内容

于是，兄妹二人就降落到小海岛上。

哥哥问道：“你的身子是如何长成的？”妹妹回答说：“我的身子都已长成，但有一处未合。”哥哥说：“我的身子都已长成，但有一处多余。今以我所余处填塞你的未合处，产生国土，如何？”妹妹答道：“好吧。”⁷于是，兄妹俩就上演了日本最早的“爱情动作片”，此事记载在日本最古老的官方史书——...

兄妹成婚的传说听起来倒也没什么特别骇人听闻之处。因为世界各国的起源神话中并不乏兄妹结婚的故事，比如中国的伏羲和女娲就是一对兄妹。但是一般的神话并不提供兄妹交合的细节，而日本的传说不仅记录了成婚前的对话，还记载了丰富的细节。二人商量好之后，却不知道如何动作。这时候恰好有一对鹡鸰飞来，在边上交尾，兄妹二人一边观摩一边学习，终于成功...遂将合交，而不知其术。时有鹡鸰，飞来摇其首尾。二神见而学之，即得交道。⁸

这些细节显示出，日本人对性的态度是非常坦率的。在很多民族的文化中，性是羞耻的。在《圣经》之中，...但“日本的神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并不因性行为本身感到愧疚。伊邪那美...

把这么多有关性的内容赤裸裸地写进创世神话当中，在世界文化中是极为少见的。要知道，《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并不是同《山海经》等神话那样出现于先秦，而是写作于相当于中国唐代，也就是日本大化改新之后的奈良时代。《古事记》是由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官安万侣奉命在712年写成，郑重其事地献给元明天皇。《日本书纪》是720年由皇子舍人亲王等人受天皇之命编辑完成。此时的日本已经深入接受中国文化，里面的天照大神又是天皇的“

第二章 日本皇族为什么长期内部通婚

...

上一章讲到，兄妹结婚，生出了日本列岛。后来，妹妹伊奘冉尊不幸死了，哥哥伊奘诺尊在悲痛之余，又独自从左眼生出了天照大神（即太阳神），从右眼生出月读神（月亮神）。

这个“天照大神”就是日本天皇的祖先。至于为什么讲了半天兄妹结婚的事，最后天皇的祖先却是单性繁殖出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其中奥妙。

和日本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非常相似。这种说法表面上很有道理。比如，两国的创世神话传说就有很多类同的地方，一个是兄妹成婚的主题中国也有，另外一点，日本神话中从左右两眼分别生出太阳神和月亮神这一情节，与中国《五运历年记》中记载的神话相似，相传盘古死后，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左眼为日，右眼为月”。

事实上，大化改新之后，虽然日本几乎全方位地认真学习中国，但是皇室内部通婚这种在中国文化看来绝对“逆天”的风俗却依然未改。⁹不但没改，反而越来越严重。大化改新后，皇室的异母兄妹婚姻甚至被写入法典，定为制度。按《养老令》中的规定，后宫有品级的妃子，只能是前天皇的姐妹、女儿。¹⁰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前期，皇室的女子几乎全部内部消化，基本没有嫁给外族的。¹¹...

这个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是也不全面。因为同族结婚，在古代日本并不只是天皇一族，而是非常普遍的。特别是贵族家族的女子，几乎都嫁给自己的同族。¹²“内部消化”是整个上流社会的习俗。高岛正人对于奈良时代美浓国春部里诸氏中的国造族婚姻的研究发现，在51例婚姻中有41例为族内婚。¹³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法律，全面抄袭中国法律，唐代“户令”48条中，有37条是一个字没改地被抄进日本的“户令”，但是“同姓不婚”一条却没有被写进去。¹⁴在日本古代，除了亲生母子和同父同母的兄妹之间不能通婚外，其他的婚姻都是正常的。¹⁵...

讲到日本的开国神话，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天照大神的性别。天照大神，也就是太阳神，是女性。日本民族的始祖，是女性。

处于母系社会的民族，大都认为太阳是雌性，月亮是雄性。不光日本人是这样，中国一些受母系氏族文化影响很强烈，甚至今天还局部处于母系社会中的一些少数民族，比如羌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独龙族、纳西族以及摩梭人，都是这样。这些民族的神话中，普照大地的太阳都是女子。比如纳西族有一则神话，名字叫作《太阳是女子、月亮是男子》，其中说，女孩太阳白天出来干活，男人月亮晚上才出来。¹⁶“以雌为尊是母权制时代的...

有人说，女皇是中日历史上共同的现象，中国历史上也有女皇武则天。但是正如我们前文说过的那样，中日历史上很多现象表面相似，本质不同。武则天称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例，被认为“牝鸡司晨”，大逆不道，因此最终不得不宣布退位，死后以皇后身份入葬。而日本的女皇们，一个个都当得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因为她们和男天皇一样都是“神”：她们本身都是皇族出身，身上都有“神的血统”。

文中说，《源氏物语》中当今天皇和“先帝”的关系不是很清楚，有多种可能。中国的小说中绝不会出现这种写法，两位皇帝的关系会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是日本人认为交不交代都可以，因为历史上这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

不过日本古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皇子只有年满三十岁，才能登基为天皇。每当皇位继承上发生变故，或皇太子年纪尚小而无法登基时，常常由皇后登基代为执政，如皇极（齐明）、持统、元明等女皇，都是这样当上天皇的。

第三章 日本人历史上的“生殖崇拜”

到了大化改新之后，日本人进入名义上的夫妻对偶婚时代，但是由于丈夫仍然只是偶尔在夜间到妻子那里，夫妻无法相互监督，事实上双方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性自由，男人固然可以到处拈花惹草，女人也可能不会独守空房，仍然很难产生中国式的贞操观念。

我们前面提到，“访妻婚”到14世纪开始消失，然而这并不标志男女性自由的消失。事实上，“访妻婚”的遗迹在日本社会上一直持续到明治时代。

封建时代的日本统治者对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有一定要求，但是对其他阶层特别是农民的男女关系，则采取不干预的宽容态度。日本著名民俗学家赤松启介考证，为了缓解农耕作业的劳累，日本一些地方的农民们一直“自发而又井然有序地”追求性的快乐。日文中有一个词，叫“夜這い”，“這”在日语里是“爬”的意思，即男人夜间游荡，寻找性的消...

司马辽太郎在《历史夜话》中提到，纪伊半岛熊野地区的山区人家，夜晚都门户大开，厨房炉灶上一定留有残羹冷饭，并搁一副碗筷，以便黎明时分“远征”回来的男子，可以任意出入各个人家充饥果腹。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逐步加大对“夜這い”的干预，这一独特的性风俗才开始衰退。不过，赤松启介考察的结论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个别地区该风格仍有残存。

第四章 日本人其实并不奇怪

不过如果多读点人类学方面的书，你也许就不会那么震惊了。其实世界各个民族早期都曾经和日本人一样，经历过高度性自由的时代。

认为性活动中包含着大自然的神力，因此产生生殖器崇拜，这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共同的文化经历。“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着对性与生殖的崇拜。原始人类从自身所蕴藏的神秘的性能量中，体会到了大自然的性能量。”[...

7_12]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大理地区白族每年也“绕三灵”，“来自不同村寨的男女则情歌对唱，唱中意则双双结偶野合……在节日中的公开偶合，从不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反以为常。”¹⁷因此古代白族不以未婚孕为耻，而是将女子没有破处、不能生育视为可怕之事，这种思维被认为是源于人类童年时代对族类绝种的恐惧的原始记忆。¹⁸了解了这些，我们也许就了解了日本人为什么歧视处女，允许未婚女孩参与“夜這い”。

第五章 从性习俗看日本历史演变的核心秘密

面发展得最早。中国文化一般被认为连续性非常强，但是从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后，发生过一次明显的文化断裂，表现是中国的神话系统被重构，神灵丧失了自然原始属性，变成了“道德楷模”，这个我们在下文中还会细讲。从西周时代起，中国人就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产生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说法，以及严格的“同姓不婚”的制度。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从宋代开始，中国人更大力地提倡禁欲主义，开始视性为大恶，所谓“淫是万恶之首”，开始表彰贞洁，宣扬“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座座贞节牌坊在华夏大地上立起，性压抑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

虽然不像中国性禁忌发展得如此之早，如此之彻底，但也大致沿着同样的路径前进。虽然“当中国的儒家已经在严肃地讨论嫂子溺水是否应给予援手的时候，俄南却在跟他嫂子性交时玩着体外射精的把戏”¹⁹，不过，也正是从《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血亲间毕竟已经开始有了禁忌，犹大明白了真相之后，就不再与儿媳做那事了；女人与他人通奸怀孕，开始受到家族的惩罚。²⁰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性禁忌在西方变得越来越严厉，甚至超越了中国。贬低性和性爱，成为中世纪文化的主流。罗马天...

英国很像，都是大陆边上的岛国。但是两国和大陆的距离并不相同。“英国距对岸的法国仅有22英里，而日本距亚洲大陆的最近点（韩国）却有110英里，距俄罗斯180英里，距中国大陆460英里。”²¹因此“自基督问世，英国总共遭遇了4次来自欧陆的成功入侵，而日本却安然无恙。……地理上的细节使得日本更为孤立，也造就了比英国更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8_9...

只是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接力式的传入，很少伴有人员的交流，既无因征服和被征服引起的种族变化，也没有大规模的同化，牢固的氏族观念与氏族组织从未受到过剧烈冲击，得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了生命力。²²

在历史上，古代日本实现了两次文化跨越。第一次是受秦汉文化辐射，实现了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跨越，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也就是从原始时代一步跨入农耕时代。第二次是大化改新，全面学习唐朝，日本由此进入封建社会。

然而，和大陆上的文化同化不同，这两次跨越并不是在外力强迫下进行的，不是被征服被同化的结果。两次变革中日本都掌握有相当的主动权，是很从容的。比如大化改新中，日本引进了大部分中国制度，但没有引进科举制...

正如我在《简读中国史》一书中所说，青铜器、牛、羊、小麦等外来文化因素的传入并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核心要素，比如祖先崇拜、血缘家族结构一样，中国文化的输入，甚至后来西方文化的输入，并没有改变日本文化在此前已经形成的一些核心因素。这些核心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原始的性观念和性文化。第二个是从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发展起来的原始宗教神道教。第三个是日本人集团式的生活方式。

稍微熟悉日本史的读者都会知道两个词，一个是“和魂洋才”，一个是“和魂汉才”。其实日本还有一个词，“绳魂弥才”。“弥才”的“弥”，指的是“弥生时代”，就是从大陆输入的农业文明。“绳魂弥才”，意思是日...

变革，但原始文化中的很多成分，比如母系社会的“走婚”习俗、独特的性观念、神道教传统、族内婚制度，都长期保持了下来，有些还有机地嵌入今日日本社会的运转当中。比如直到今天日本各地的神社仍然得到不绝的祭拜。在代表人类科技发展最高水平之一的核发电厂的奠基开工前，日本要举行正式的“地镇祭”，由神官来祛灾祈福，这在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²³史前文明中未开化、非理性的因素，正如人类精神结构中的“潜意识”一样，潜伏在日本文化的最深处，并且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内驱力”。

第六章 朝鲜人与日本人：性观念的不同走向

国中男女俱盛，而女比男加多。婚姻不避同姓，从父兄妹，相与嫁娶。兄嫂弟妻寡居，则亦为率畜。淫秽之行，便同禽兽。（金世濂《海槎录》）²⁴

“同姓不婚”是儒家文化最根本的礼法。在儒家看来，它是区别人类和禽兽的一个基本标准。朝鲜人因此认为，日本人至少在这个方面，还停留在“禽兽”阶段。朝鲜使臣很自然地将日本人定位为不知羞耻的“禽兽”之民。“禽性兽行，丑不忍闻，而畜俗已成，恬不为怪”；“禽犊之行，言之污口”；“婚娶一族，面目...

三

到了李朝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朝鲜才实现彻底的儒学化，或者说理学化。朝鲜文化人认为过去的婚俗是“以阳从阴”，天地倒置，大逆不道。1435年，朝鲜王室第一次举行了“女归男家”的婚礼。1518年，有一个叫金致云的平民也迎娶新娘到自己家里，开了平民迎娶女方的先例。16世纪中

第七章 日本人的贞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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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者看日本诗歌和小说，虽然会说日本风俗淫乱，但是如果你读中国的历史和小说，会发现淫乱之事更多。特别是天潢贵胄，也有不堪入目的行径。但是你看日本的诗歌和小说，记载的性事并不污秽，而都是优雅香艳之情，读了催人泪下。

的响声似的，觉得很有趣”。一个所处时代相当于中国北宋初年的女性作家能如此直露地在文字中描述与情人欢会的体验，无所顾忌地展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激情，不难想象当时日本社会的“自由”程度。²⁵

江户时代古学者山鹿素行认为，日本伦理道德的根本是神道教的“诚”，而不是儒家的“敬”。人们对内心真实的情感乃至情欲不加以限制，任其自然，纵其发展。山鹿素行说，“诚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谓也”。也就是说，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制的感情是“诚”，将自己内心真诚的感情付诸行动也是“诚”。中国宋...

东洋各国如此普通的宦官制度在西洋却不太流行，这完全托基督教的福。然而，我国丝毫不指望宗教的力量，竟然不沾染此一蛮风，岂不更足以自负。我们就此也必须十分感谢我国当时先觉者的思考辨别。”²⁶

那么为什么中国有宦官而日本没有？桑原骘藏的结论很肤浅，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嫉妒心强，而日本人不这样。他写道，中国人是嫉妒心极强的国民。为避免男女嫌疑、慰藉嫉妒心，使唤中性的宦官，或许是顺理成章。

行的时间短，日本历史上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成熟的专制制度。日本天皇的后宫人数不多，皇后一人，妃二人，夫人三人，嫔四人，共十人。宫中一直使用尚侍、典侍、掌侍等女官，不必使用大量宦官。第三是日本没有阉割技术。文化人类学家石田英一郎说，去势本来是一种畜牧技术，被文明国家应用到宫廷生活中来。而日本历史上畜牧业一直不发达。陈寿《三国志》说：“（日本）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马是4世纪末叶才由外来移民带到日本列岛的。日本古语里也没有表示去势的词语，对阉割的理解也很幼稚。梵语称阴茎为“魔罗”，日本人以为切去阴茎就可以根绝性欲...

女性结合，比手把手地调教什么都不懂的处女要轻松很多。”²⁷因此虽然同属东方文化、同样受到儒家影响，日本文化体系中，从来没有像华夏文化那样，把女性的处女膜是否完整当回事。²⁸

以上这些材料可能会给人一个错觉，就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女人，在性方面是很随便的。这当然也是另一个方向上的误读。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以为日本男女关系差不多形同乱交，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绝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

而日本社会绝不如此。日本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是绝没有地位的……可是没有像中国那样把女子关锁在后房里，不许与人见面的习惯。女子的言语行动，在一定的制度下面，是有相当的自由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是绝对服从、绝对恭顺。每天丈夫出门回家，必定是跪迎跪送。”。

“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固然也有例外，然而例外很少。具备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调和着。我们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少看见有女子对男子的河东狮吼

第八章 怪异的日本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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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日本有很多中国人绝对不会使用的姓氏。比如“我孙子”“猪手”“犬养”“鬼头”“猪股”“牛粪屋”“我妻”等。

为什么呢？因为起姓的时候太匆忙了，“慌不择姓”。原来，在明治维新以前，绝大多数日本人是没有姓的。传统的日本社会，只有贵族和武士才有资格拥有姓氏，普通百姓都没有姓。因此一百多年前的日本，只有6%的人有姓氏。²⁹这也是日本传统社会没有严格的性禁忌，没有严格的血缘家族制的一个表征。

因此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姓氏铺天盖地而来，就出现了“我孙子”“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等形形色色的姓。这次起姓大潮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苗字骚动”。

由于“苗字骚动”，日本人姓氏数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日本到底有多少姓氏，各种资料说法不同。《日本姓氏大辞典》内共收集了29万个姓氏，不过有一些是古代姓氏，今天已经不用了。1983年，群马县的一个老人...

日本人姓氏数量之多，和中国等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一比就一目了然。当代中国人使用的汉姓约为3000个左右，其中常用的不过500个左右。³⁰朝鲜也使用中国式姓氏，常用姓氏为230个。³¹越南的姓氏也是200多个，几乎全部来自百家姓。³²...

“苗字”出现之后，数量越变越多。除了世家大族人口越来越多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历史上实行长子继承制。有的家族规定，长子不仅继承家产，也继承“苗字”。其他儿子不仅得不到家产，连“苗字”也没权使用，只得改用新的“苗字”。

比如建立了室町幕府的足利氏一族，为了避免继承争端，明确规定除了继承人以外，其他后代不得使用足利氏的家名。再如丰后地区（今九州大分县）的名门大友氏，长子之家一直使用大友氏这个姓氏，其他家系则分别改用...

除了次子以下可能改姓之外，遇到搬家、改行等情况，日本人可能也会改一下姓，以示重新开始。比如贵族菅原氏本属于制造陶器的土师氏，因后来移居大和国菅原伏见邑而改称菅原氏。³³建立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本姓松平，后改姓德川。江户时代大阪的豪商鸿池家，本来姓“山中”，后来在摄津国鸿池村从事清酒酿造，改姓鸿池。³⁴明治维新的功臣山县有朋让他的第三个儿子改姓荻原，因为山县有朋在倒幕维新运动中使用过“荻原鹿之助”这一...

因此事实上，周代贵族男子普遍都称氏而不称姓。比如孔夫子的“孔”是氏不是姓，孔子是商代王族的后代，本来是姓“子”的。由于他是公孙嘉之后，公孙嘉字“孔父”，所以就以“孔”为氏。

顾炎武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日知录》卷二十三）因为一姓之下，人数太多，姓已经不能说明一个人的身份，只有“氏”可以表明一个人的家世出身与社会地位。“氏...

不过孔夫子周游列国时，在路上碰到的长沮、桀溺，这些都是名字，既没有姓，也没有氏，因为他们不是贵族。³⁵

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制渐趋瓦解，纲纪混乱，大量原本无姓氏的平民也效仿贵族，趁着混乱为自己立了氏名。

平民怎么起氏名呢？当然是模仿贵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宋、邓、韩、赵、吴、陈等国家名称今天都成了大姓。另一种方式是以所居地的地名为氏，鲁国的勇士猗顿早先是“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平民，后来...

战国时代平民起氏名成风，一下子冒出了一千多个新的“氏”。这个平民起姓氏的过程，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过程很相似。只不过明治维新是通过政府强令，几年间实现的。在战国时代，则是平民自发的，在几百年间实现的，所以基本没有“慌不择姓”的情况出现。

贵族落魄了，而平民也纷纷起了氏名，“氏”就失去了原来标志社会地位的作用。“氏”与“姓”之间没了区别。因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建贵族制结束后，姓与氏渐渐融为一体，通称为姓。中国人渐渐就不知道自己在历...

法令，由国王或官员给百姓取姓。由于起姓的太多，也出现了“慌不择姓”的情况。当时流行一个笑话，一个老百姓进宫见国王取姓时，因为害怕国王不敢上前，躲在门柱后面，国王就给他取姓为“躲柱”。³⁶而在缅甸，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缅族至今也没有姓氏。中国藏族也是这样，藏族贵族有姓氏，平民无姓氏，这一现象从奴隶制社会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日本文化中的很多现象乍一看很奇怪，但是放宽视野一看，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世界姓氏文化中，倒是中国的姓氏文化之早熟比较特殊，其原因是中国人对姓氏“别婚姻”功能的重视，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对血缘

第九章 高贵的长子，悲哀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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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正式的聚餐，他与父亲一起坐在宴会桌的头上，而他的弟弟妹妹们则是坐在最后的桌子末端；从6岁起，昭夫就与父亲一起出席公司新年庆祝会，当父亲发表致辞时，他与父亲一起坐在讲台上，等等。”³⁷

在日本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当中，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活着其实是没什么尊严的。他们之所以被生下来，目的仅仅是充作备胎，以防长子意外死亡：“防止夭后愁。”³⁸儿玉幸多在《近世农民生活史》中描述农民家庭中其他儿子的地位说：“吃饭要在全家人之后，还要常常吃冷饭、剩饭。他们只能坐房间入口处的‘下座’，在家中总是要小心翼翼的，虽不是奴仆，但要和奴仆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传统日本，所有阶层的非长子们的命运大都是悲哀的。武士家族的其他儿子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出继给其他武士做养子，这是最好的出路，因为可以继承养父的家产。此外只能赤手空拳，以各种方式谋生，包括成为社会所不齿的“浪人”。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出现了被称为“浪人”的群体，他们原本是武士家族中的次子、三子，因为家督继承而与家业无缘，但又不愿从事其他行业另谋生计，于是便到社会上游荡，仗着其自身的武艺，四处滋事。[^12...

日本的家族因此分成“本家”和“分家”：长子这一系，是本家。其他儿子们的家系，是分家。“本家”是主人，在家族中是施恩者。“分家”是奴仆，要对“本家”感恩。这和中国的家族关系截然不同。在习惯诸子均分制的中国人看来，日本人的这种继承方式，当...

东京大学的教授曾和我开玩笑说，他能成为教授是因为他不是长子。他家是北海道的农民家庭，如果他是长子，就只能在家里继承土地了。这虽然是有点开玩笑的说法，但也说明这种传统思维在日本边远农村地区至今仍有残留。2020年日本女明星石原里美宣布嫁给“普通男”，引起了日本人关于适嫁“普通男”的讨论，除了收入等条件外，大家列出的还有一条，就是要“长男以外”，意思是不能嫁给长子。因为至今日本的长子还往往要继承家业，和父母住在一起。

日本社会的这一切，都肯定会让普通中国人感觉惊讶。不过和姓氏制度一样，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会看到，中国在秦代以前，同样是实行长子继承制的。在周代的等级制度下，地位和财产都要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主持宗庙中的祭祀，地位最尊，故称为“宗子”，也就是族长。长子的家族称为大宗。他的兄弟们要另立门户，称为小宗。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日本的本家和分家。嫡长...

什么叫异姓不养呢？就是不能收其他家族的人当自己的养子。为什么呢？因为《左传》有一句著名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天的读者可能会将这个“族”字理解成民族，事实上则是指家族。意思是血缘不同，灵魂没法沟通。《国语》解释得更清楚：“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什么意思呢？收养后代，是为了继承香火，或者说，是为了死后有人给自己祭祀。但是只有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气类相感”，他们祭...

因此中国古代法律明确规定，不能收养异姓养子。唐律规定，凡是收养异姓男子的，判一年徒刑。明代也规定，“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可以收义子，但是不能让他们继承宗族（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武人收大量健儿为义子以扩充势力的事例，不过其目的通常与立嗣无关）。

日本虽然是长子继承制，但是“长子”并不是绝对的。长子继承制的核心是家产只能给一个人而不能分散。如果长子实在不成器，就可以废掉，立其他儿子为“长子”，而那个不成器的长子在家里的地位就会沦落为普通儿子。有的家族甚至明确规定立贤不立长：“家有数位男子时，不论嫡庶，要按器量，选择其中一人继承家业。”（《天野文书》）³⁹...

收养异姓养子在江户时代非常流行，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期，每四个日本男人中就有一个是养子。⁴⁰所以日本家族的血统通常是靠不住的，因为日本人不太在乎这个，这凸显出母系社会文化的遗存。“除了天皇家族之外，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家族都有与异姓混血的历史”。如同日本家系研究专家太田亮所说，在日本，“即使再出色的家族，也不可能把血缘关系上溯到数代以前，因为家系和血系是很难一致的”。⁴¹...

诸子均分制导致中国式家族总是“富不过三代”。而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家族财富的持续积累，也有利于家族技艺的传承，因此日本经常出现传承上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家族企业。传统医学往往需要口传心授，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在日本也同样受到崇尚，那就是“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医生世家如果不传到至少三代，你不要轻易吃他的药。但是中国的名医很少能传到三代以上，因为名医的儿子不见得就有学医的天分。而日本的医学世家却比比皆是，从江户时代后半期到明治时代的一百多年间，贺川家一直位居日...

因此，日本人的“家”，和中国人的“家”，意义是不同的。

中国的家族，血缘是唯一的纽带，家族的意义是继承自己的基因和血统。家族内部代际关系非常清楚。日本的家族则是一个混沌的整体，是一个集团，更类似一个公司，一个企业，血缘不重要，个人在家族中居什么地位并不重要，事业传递才最重要。所以虽然受中国影响，日本少数家族也有家谱，但是写法往往与中国不同，中国家谱是从上往下写，从一个辉煌的但往往是虚构的先祖，比如黄帝写起。但是日本人的家谱是从现在活着的人开始，再往上一代代追溯。中国的家谱...

日本传统家长在家中本来拥有极大权威。日本有句名谚“地震、打雷、失火、父亲”，就是说日本人把父亲与地震、打雷、失火这三样东西列为同样令人恐惧的事物。日本有一则流传极广的谜语：“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和尚要求头上蓄发一样？”答案是：“不管怎么想，绝对办不到。”⁴²但...

看来，日本人的辈分观很另类。但事实是，中国汉族对辈分的重视，在世界上才是真正另类的文化现象。汉语亲属称谓严格按辈分划分，目的是区分长幼尊卑。⁴³而英语亲属称谓则不那么严格。比如同样是哥哥，中国人会分出大哥、二哥。同样是叔叔，中国人会分出二叔、三叔。这些在英语中是没有的。⁴⁴日语、英语、泰语都可以采用名字加亲属称谓的方法来指明对象，比如“某某（名字）姑姑”，而汉语中直呼长辈名字却是不被允许的。⁴⁵同样，按辈分称呼对维吾尔族来说并不是十分严格的，

第十章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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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墓地都在远离人烟之处。而在日本，活人与死人却经常居住在一起。在东京的居民区，每走几百米你就会遇到一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一片片的墓地。

这一事实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死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死亡是可怕的，死人是可怕的。死人会变成鬼魂，《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许慎《说文解字》说，“人所归为鬼”。而鬼虽然似乎也...

神道是从原始的萨满教演变而来，⁴⁶神道教认为万物有灵，任何东西，一块石头，一棵大树，都有灵魂，在日本神道观念中，不但人，万物死后皆为神。所以日本有“八百万神”的说法。

神与神不同，也有等级之分。我曾和一个日本人讨论过八百万神的说法，他说，在他的理解中，神界也是分层的，上面是天照大神等高级神灵，中间是土地神等“中层干部”，下面是他的祖先变成的神，相当于神界的民众。

信奉佛教的日本人则认为，死者不论高低贵贱，都会成为佛。“日本人的国民感情认为，所有的人都死后成佛。”⁴⁷...

日本汉字当中也有“鬼”字，但日本的鬼是和中国的鬼完全不同的一种东西，它不是死人变的，而是一种吃人的妖怪，在“鬼”这个汉字传入前就已经存在于日本的传说当中。它有固定的形象，长着角和獠牙，口一直咧到耳朵，裸体，腰围虎皮裙，手持棒子，性格残暴，捉住人便吃。因此它是无情、怪力、勇猛的象征。

不过，日本文化中，还有一种叫“怨灵”的东西，和中国式的“冤鬼”有些相似。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灵魂都会顺利升天为神，也有极少数含冤而死的人，会成为“怨灵”，飘荡于世间，作祟为害。

而日本人不这样想。日本人上坟是不烧纸钱的。他们只带些水果。日本人的祖先，一般算到祖父母、曾祖父母，再往上就不计了，绝大多数日本人也没有家谱。反正人是从神的世界中来的，死后还要回到神的世界。

具体来讲，随时间流逝，三十三年或者四十九年后，死者灵魂的个性逐渐消失，最终与其他祖先融为有共性的整体。民俗学者堀一郎说，随着忌辰数的增加，在祭祀者的记忆中，死者逐渐丧失个性，被美化、纯净化、类型化。在最后一次祭祀结束后上升为“祖灵”，最后升华为一个整体的“神灵”。

4年）的《神祇令》把神祇官署置于中央机构的最高位置，让神道祭祀制度国家化。《令集解》职员令“神祭”条载：“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贞，无所不归神祇之德，故以神祇官为百官之首。”

因为属于原始宗教，神道教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也没有什么经典，供奉的有山神、蛇仙、狐仙等林林总总的神，全国各地神社有数万个，但供奉的大多各不相同。我老家中国东北农村，村头巷角也往往有微缩版的“小庙”，供的也是“黄仙”（黄鼠狼）、狐仙之类，也是萨满教的遗存。区别只在于日本的神社建筑精致华丽，中国的小庙建得矮小潦草而已。

一般来讲，神道教认为，本地的某种神灵掌管着本地的事务，因此需要好好祭祀它，让它保佑一方。日本人向神灵祈求的内容也都是关于现世的，而不是来世的。比如祈求国泰民安、事业顺利、婚姻成就、考试通过之类。

所以日本的神社、庙宇都非常干净。最常见的祓式是“手水”和“修祓”。神社都有清水充盈的“手水舍”，人们在参拜前在此洗手漱口，清洁污秽。

神道教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影响是日本文化的“现世性”。神道教是处于偶像崇拜阶段之前的原始宗教，不强调来生，不追究死后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加藤周一在回答“什么是日本文化”时，说“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首先是以非超验的原始宗教为背景而形成的”。“从社会层面上说，（日本文化的特点）是强烈的集团主义倾向，它体现为典型的非个人性的集团主义，与此相关，在思想层面、心理层面上，不需要任何超越的价值观，或者说不喜欢任何超越性的价值观。这两者互相关联。”⁴⁸...

除了神道教之外，佛教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不过日本的佛教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佛教不同。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是“神道化”。如前所述，日本普通民众心目中，所有人死后都能成佛，这实际上就是神道教中“所有人死后都成神”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这在世界所有佛教国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贱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

种教义，但从未影响过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不仅一般民众没有这种思想，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制而使之消失了。……日本人对死后世界的空想从来不感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不讲逝世的人。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⁴⁹

所以日本的佛教经过了深刻的日本化的改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佛教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来是禁欲主义的佛教，到了日本，居然也开始“纵欲”了。江户时代的朝鲜使臣注意到，日本不仅“游女”成风，连和尚都不持两性...

确实，从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公开主张僧侣可“娶妻生子”开始，现在日本大部分寺院的和尚都可以结婚生子，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日本名僧莲如上人甚至有妻妾五人，子女二十七人。⁵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期间，曾经娶了一个十六岁的美丽的日本女孩，叫大月薰，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孩子。不过后来孙中山离开日本...

日本的寺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军事化，庞大的寺产由武装和尚保护，成天打打杀杀。戴季陶说：“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功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所以他总结说，日本的佛教，“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

中国读者对此习以为常，但事实上，这在人类文化中是非常罕见的。世界各地的神话，很少有这样高度道德化的例子。从苏美尔到希腊，它们的神话人物都更像普通人，个人主义，有七情六欲，贪婪、粗暴，动不动就乱发脾气。比如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是个“乱臣贼子”，把自己的父亲放逐到了地狱，才登上了最高位。宙斯成为主神之后，并没有如同中国的玉皇大帝那样，正襟危坐不...

世界其他地方的神话中并非没有这样的残忍行为。但在日本神话中，残忍似乎很普遍，同时从来没有受到过道德谴责。因此，日本人的善恶观有其特点，在伦理上属于恶的事，但是因行动力出类拔萃，也可以受到崇拜。⁵¹“从单纯动机（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聪明还是愚蠢）出发将自我能量释放出去，这种行为既是可畏的，又是可敬的。”⁵²

所以日本人的善恶观自古就与中国不同。后世的日本人甚至曾给一个叫鼠小僧次郎吉的小偷立碑，他是江户时代的神偷，多次光顾贵族富室，把自己偷成了巨富，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日本人去参拜他的墓地。[^13_1...

而这种神话叙述方式，显示日本神话保留了更多的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特征，而世界其他文化则更多地经历了后来的改造。在世界各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对原始时代的神话改造力度是最大的，不符合文明时代伦理原则的内容几乎被删除净尽。

津田左右吉说，日本虽然是因为接受了中国文化才开始得到发展，日本知识分子受中国古典文献的影响也很深，但普通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与中国人又完全不同。虽然日本过去的知识人的知识，很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但是却与普通日本人的实际生活相距甚远，在日本人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⁵³...

确实，原始时代的文化遗存给了日本一份与中国不同的发展动力。儒教文化的特点是对人的自然本性，包括身体本能的深入“驯化”，以至于音乐人高晓松夸张地说，汉人天生无乐感——“汉族在能歌善舞这一单项上可排名倒数第一”，只有填词能力非常强。而日本人则长于旋律创作，八九十年代的港台金曲，很多翻唱自日本歌曲，因此有人夸张地说，“日本的原创歌曲养活一半的港台乐坛”。日本人的音乐能力相对更强，可能与他们原始文化因素保留较多有关，具体地说，可能和

第二编 日本简史：从神话时代到明治维新

第一章 难解之谜：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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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的是，天照大神出生之后，并没有直接统治日本，她飞升到高天，继续当神仙。后来有一天，她的一个后代，第六代孙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下凡来玩，结果发现人间的大米饭和生鱼片太好吃了，一吃就停不下来，吃了太多凡人的食物，失去了回到天界的能力，只好很委屈地成为大和王朝的第一代天皇，即“神武天皇”，开始以神的身份统治人间了。这一年是公元前660年，也就是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争霸的时期。

被虚构的不只是这八代，很多学者认为，第十七代履中天皇才是天皇史上第一个真实的人物。⁵⁴履中天皇的即位时间，已经是公元400年了。也有一些人认为第十六代天皇仁德天皇是第一个真实的人物，而他的即位时间是公元313年。也就是说，日本天皇家族的真实历史，是一千六七百年，而不是传说...日本人的起源是人类学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现代世界列强中，就文化和环境而言，最与众不同的当数日本人。其语言起源也位列语言学界最富争议性的话题。”⁵⁵不光是语言，人种来源同样是众说纷纭。

最早的一批日本人有可能是走路来到日本的...

也可能有些早期日本人是从海上到达的。日本列岛的土壤是酸性的，不利于保存骨质，因此长期没有发现早期人骨化石。不过，在今天已经属于日本的冲绳的碱性石灰岩地带，发现了九具人骨化石，被命名为港川人，距今一万八千年到一万六千年。“该人骨非北方人，与中国广西柳江人相似，如果研究属实，港川人与中国南方就有很深的渊源。”⁵⁶他们到达冲绳后，有可能继续前往日本列岛。

由于日本文化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诸多相似性，一些日本学者提出了“照叶树林文化论”。⁵⁷所谓“照叶树林”，指的是具有类似山茶那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的常绿乔木树种。这一说法认为由常绿乔木覆盖的地区，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阿萨姆、东南亚北部山地、云南高原、长江南侧（江南一带）...

不论来源如何，在大海刚刚将日本与大陆分开的时候，日本原始人类的发展水平和大陆是同步的，都处于新石器时代，甚至还曾经一度领先。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日本的一处遗址发现了几片碎陶片，经过碳十四测定，它们居然来自1.2万年前，这一发现震动了世界。因为这比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现的陶器都要早很多年。因此日本人烧制出了迄今我们所知的人类最早的陶器之一，考古学家把它们命名为“绳纹陶器”，因为这些陶器的共同特点是上面都有用绳子压制出的花纹。历史学家将从那时起的历史称为“绳纹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

一直过了差不多一万年之后，中国进入秦汉时代，大陆文明的光芒才直接辐射到日本，第一次把日本从蒙昧状态中唤醒。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方士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传说。传说通常是历史事实的夸张变形。在秦始皇征服六国和秦汉易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很多中国人为了逃避战乱，逃到朝鲜。《三国志·东夷传》说：“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可能是在这波移民潮的压力下，大批朝鲜半岛居民去了日本，其中也包括一些先到朝鲜后来又通过朝鲜去日本的中国人。

日本也由此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即铜石并用时代）⁵⁸。所谓“弥生”，是指在日本弥生町发现的一种弥生式陶器，这种陶器与朝鲜半岛南部发现的陶器器形相似。经过一万年的停滞之后，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原始的“绳纹陶器”发展成了先进一点的“弥生陶器”。弥生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日本从原始社会跳跃式地发展，进入了农业社会。同时在人种上，绳纹人和弥生人也实现了融合[...

生活在泰国北部少数民族中。那时常常发现他们在食物、信仰、思考方式中，同日本有着惊人的相似。……听了克伦族的拉卡比大娘唱的歌后，因歌的表情和音阶全和日本相似，以至我产生了是日本农村大娘在唱的错觉。”

“照叶树林文化论”在日本一度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日本学界又兴起了“长江中下游起源说”。⁵⁹这种学说的大致思路是，在中国长江中下游，生活着古越族人，又称“百越”。根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百越的分布极广，“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后来中原文化南...

树林文化”到达日本的时代很早，在绳纹时代就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⁶⁰后来中国大陆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也可能导致拥有初步航海技术的吴人、越人、楚人跨海逃亡到日本，参与构成日本弥生文化。

日语的复杂性也证明了日本种族来源的复杂性。日语中既有阿尔泰语、阿伊努语等原始语言成分，又有南岛语、藏缅语、汉语吴语成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证明，“猜测携带单倍群O的人群除了经由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九州的线路以外，还可能有一条是从长江中下游沿海路到达日本琉球群岛或九州的路线。……弥生时代日本的主要人群迁徙是经过朝鲜半岛以及经海路抵达日本

第二章 倭奴国、邪马台国和大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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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汉和三国时代，前后有两个日本小邦，前来中国朝贡。第一个小国的使者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公元57年登陆中国。依据中国给周边民族起名都专挑一些难听的字的古老惯例，东汉称这个小国为“倭奴国”，《后汉书》记载，光武帝一高兴，还赐给其一块金印。一千七百多年后，1784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志贺岛的一个农民在挖水渠时，挖到一块石板，在下面发现了一枚金印，上面赫然铸有“汉委奴国王”几个字，证明《后汉书》的记载确凿无疑。

。这个国家可能要比“倭奴国”大很多。因为从57年到238年间，日本各地小国势力不断扩张，引起碰撞和兼并，从“分为百余国”合并成了“三十许国”。“邪马台”是这三十多个国家中比较大的一个，有七万多户。

天皇家族统治的国家，是第三个出现在中国史籍中的日本朝贡国。413年，以天皇家族为首领的“倭国”首次代表日本向中国朝贡。这个“倭国”，当然也是中国人命名的，在日本史中，日本人称之为“大和国”。“大和”在日文中同“倭”一样都发音为“yamato”。显然，懂得汉字...

，因为这里交通便利，有利于交流。这个国家到底诞生于哪一年，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不过考古资料证明，大约从3世纪起，日本列岛爆发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从这个时期起，在奈良一带的大和平原上，突然出现一种样子很特殊的“古坟”，它们前方后圆，规模巨大。最大的古坟（历史学家怀疑可能是仁德天皇，即日本史上第十六代天皇的陵墓）长约457米，高约30米，“也许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土坟堆”⁶¹。这些巨大坟墓显然要驱使大量的人力才可能修成。显然，大和平原...

随着大和国的扩张，大和国特有的古坟在日本版图的分布也越来越广，直到7世纪，巨大的古坟在地理分布上的扩张才停止，宣布大和国的势力稳固地建立起来。因此，日本从3世纪到7世纪的时期，被称为“古坟时代”。⁶²...

东夷传》记载：“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明确说“接”即接壤而非隔海相望。近年韩国全罗南道发现了从5世纪后半期到6世纪中叶的10多座前方后圆的日本式古坟，说明了日本与这个地区的联系之深。后来隋唐力量深入朝鲜南部，两国势力在朝鲜正式发生冲突，才导致白江口之战。

大和国不断进兵朝鲜，除了获得铁资源外，还吸收了大量的大陆文化，推动大和国的国势一步步强大。接下来，它又频繁向中国朝贡，从413年到502年，大和国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我们知道，驱动小国朝贡的动力主要是从中国获得精美的赏赐品。通过这种方式，大和国获得了大量中国物产，更直接推动了它的崛起。日本人此前不懂得制作衣服，在整张布中间剪一个口，露出个头，就算衣服了。通过向中国朝贡，与中国深入交流，才学会了养蚕织绸，制作中国式的衣服。...

代，后来成为日本的“东汉氏”和“西文氏”⁶³。“弓月君有的说是秦始皇的五世孙，有的说是十三世孙，而阿知使主有的说是后汉灵帝的三世孙，有的说是四世孙，传说不一，从年代推算也不对，不足凭信。凡是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大都为了夸耀自己的门第，抬高身价，冒称是某帝、某王的后裔，这种情况，只要一看《姓氏录》中的各蕃就可了解。”⁶⁴他们被统称为“渡来人”。⁶⁵《日本书纪》记载：540年，“召集秦人、汉人等诸番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他们的到来，大大加速了日本的汉化。这些家族还一度介入日本上层政治斗争。比如东汉一族5世纪从朝鲜渡海而来，7世纪成为朝中的豪族，东汉驹曾经刺杀日本崇峻天皇，并且霸占了天皇的嫔妃。⁶⁶...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和国成为全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最迅速的地区。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直到大化改新时才开始使用汉字，事实上，日本人学习汉字的历史要远比这个早。古坟时代的日本出土器物，有三种上面有汉字铭文，显示出当时大和国的汉语水平。

其中一件是埼玉县稻荷山古坟铁剑的铭文，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史书所记载的“倭王武”时期（456年—479年）的铭文，我们来看一看当时日本贵族的汉语水平：...

无论如何，掌握了汉文化传入渠道的大和国成为日本列岛最强大的力量，从此之后牢牢地成为日本历史的主宰。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这样总结道：“到6世纪，一个集团以大阪稍偏东的丛山中的小小的大和平原（即奈良平原）为中心，确立了对日本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

第三章 大化改新背后的历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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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改新是人类史上的一个特例：在没有外力强迫基础上，一个国家能够如此主动、深入而全面地学习另一个国家，“脱胎换骨”，“重新做国”。朝鲜和越南都与中国直接接壤，它们在长期与中国浸润式的接触中慢慢“中国化”不难理解（我们从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到，朝鲜从唐代开始即努力“中国化”，但一直到明代，才放弃“男归女家婚”）。

考古证据也支持这一点，当时“天皇的坟墓与豪族的坟墓的规模相当接近”，这更说明日本的天皇绝不像中国皇帝那样高高在上。甚至每当老天皇去世，天皇家族中谁来接班，其他贵族家族也是有很大发言权的。“虽然，作为氏族共同体首领的大王一族，从3世纪起已在名分上获得世袭大和国国君的...

这也是中国周代的统治办法。周灭商之后，虽然征服了各地，但是由于周人人数不多，又没有发明官僚制度，要统治广大的被征服地域，只能“不打乱土著居民的家族组织，亦不强求改革其生活习俗，仍然保持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在政治、经济上置之于被统治、被役使的地位”。周人到各地建了诸侯国后，都住在城邑里面，称为“国人”。土著居民住在城邑外面，称为“野人”，这些“野人”仍然按宗族的方式生活，集体为周人从事农耕。⁶⁷“野人”的宗族家长有一定社会地位，但“野人”...

万平方千米，长江中下游平原二十万平方千米，关中平原四万多平方千米。而日本最大的关东平原，面积不过一万六千平方千米，而著名的近畿平原（又叫大和平原，奈良平原，即大和国的诞生地）面积才一千多平方千米。

世界上大部分强有力的集权制政权，都是在大的平原或者河谷地带形成。诞生在小小的大和平原的大和国的集权体制相较大陆政权远不够强有力。

不熟悉日本史的读者可能以为，日本只有天皇一家是神族。而事实上，不只天皇一家，很多古老贵族家族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神灵时代。日本早期“每一个豪门氏族都有一份家谱，根据这份家谱，他们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某个自然神，这个神也就被称为他们的始祖。”⁶⁸比如出云（今岛根县）的千家氏，就是一个和天皇家同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的家族。他们在祭祀的贺词中要追溯千家氏的远祖“天穗比神”和其子“天夷鸟神”的光辉事迹。

也就是说，天皇下诏称，贵族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或者是与天皇一脉，或者是天降的各路神仙。但是自创世以来，已经过去一万多年，地上家族众多，难以知道大家说的是真是假。这样，我们烧一锅开水，大家把手伸进去，如果谁烫伤了，就说明他在撒谎。如果安然无事，那就是神灵的后代。

据说这个大会很有效，辨别出很多假冒伪劣的神灵后代，剩下的都是真正的神仙后裔，神的家族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整顿。贵族们从此分成了三大类，一大类叫“皇别”，皇室后代。一大类叫“神别”，各种神灵后代。

此后，天皇授意臣下“将主要氏族的神话整合在一起，成为综合的全国性的神话”⁶⁹。整合的过程中，当然要降低其他神灵的地位，突出天照大神的独一无二，让她成为全日本的主神。大化改新之后，文人们遵循天皇的旨意，把这些历来口耳相传的神话定型，写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本书。写这两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树立天皇家族的权威。⁷⁰这反向说明了在写这两本书之前，天皇家族的地位即使在神话当中也并不是绝对的中心。

⁷¹，他们“各置己民，恣情驱使”，甚至拥有各自的武装，“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天皇家族或者说“大王”家族的地位表面上一直受到尊重，但是实权则经常受到挑战甚至被架空。

“架空天皇”是日本政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其实并不是起自“幕府时期”，也不是起自“摄关时期”，而是更为久远：事实上在大化改新之前，天皇就已经长期失去了权力。

苏我氏是大和国的最有渊源也最有势力的贵族家族之一，他们的始祖武内宿祢据说曾历仕五位传说时代的天皇，活了二百八十岁，被称为日本的“大臣之祖”。这个传说当然太夸张了，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家族历史之悠...

当然，这两招都是“虚”的。具体如何把中国的制度移植到日本来，把天皇从虚君变成实君，他也弄不清楚。于是他派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批留学生，随遣隋使团抵达中国，进入中国的太学学习，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运作。隋朝被推翻后，日本又紧接着向唐朝派出遣唐使，继续向中国取经。“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这就为后来的大化改新埋下了伏笔。⁷²

注释：

第四章 大化改新的真实过程

一

从公元632年起，日本赴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开始回国。他们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自认为已经全面“文明化”，回到“落后”的日本，看哪里都不顺眼。特别是苏我氏的骄横跋扈登峰造极，“君不君”“臣不臣”的状况已经发展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苏我氏以只有国君才有资格...

新的天皇被拥立，新的统治集团建立起来，他们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制度，定下的第一个年号为“大化”。大化的意思，就是推动日本全面中国化，或者说，文明化。

大化改新开始了，改新的核心目标当然是提高天皇的权势。新的统治集团发誓要捍卫天皇独一无二的地位。他们发表文告说：...

因此，学者一般认为，现存的所谓“改新之诏”应该是8世纪才最终由史学家润色形成的，是对大化元年以来几十年内的改革措施的一个系统总结。在大化改新之初，孝德天皇虽然应该发布过动员改革的诏书，但内容不可能对未来做出如此清晰完整的规划。在一个传统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要设计并转运一套全新而庞大的系统，其困难可想而知。考虑到日本原来的社会文...

比官制改革更为复杂的户口和财政体制改革推行得更晚。日本全面建立户籍制度，是在所谓大化改新后的44年，即690年才完成的。而班田制度的真正实行，是大化改新之后的46年，即692年才开始的。虽然日本人早就认识到“籍帐之设，国家之大信”，知道把老百姓编户造籍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基础，但是大化改新一开始，朝廷实在没有能力来做这件大事。人口普查，建立户籍，需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

从表面上看，大化改新很多方面是全面照搬中国，比如法律。日本人模仿中国唐朝的《贞观令》《永徽令》等，把大化改新以来发布的诏书编纂整理成法典，称之为《近江令》⁷³。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文武天皇时期，又模仿唐律，编纂《大宝律令》。⁷⁴赖肖尔说，中国的法典几乎一字不改地被照搬过去。

仿唐朝的首都长安，营造了新的首都平城京。平城京完全按照长安的规划而建，甚至街道的名字都照抄不误，比如南北大街都叫朱雀大街。和长安一样，城内分为各坊，皇宫设在都城北部。和长安的区别，只在于规模要小得多。唐朝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城市，面积约84平方千米，平城京面积约20平方千米，只是唐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不过这已经是日本努力能达到的极限了。

说实话，日本人学习中国的时机不是特别恰当，因为当时中国的土地制度和税收体系处于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学起来很不容易。所谓租庸调制，光弄明白它的名目，就够人费脑筋的。所谓“租”，比较好理解，就是地租，...

为了“弯道超车”，获得“后发优势”，日本还试图对中国制度进行改进，弄得比中国还要复杂。比如唐代的均田制只规定农民死后，要把土地交还国家，但是日本的班田法规定每隔六年就要重新给公民分田（班田），以求更公平。这意味着每隔六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人口和土地调查。为了做到这一点，日本政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第五章 大化改新为什么失败

虽然效果显著，成就辉煌，但大化改新的成功并没有持续太久。真正的大一统郡县时代在日本历史上不过存在了百余年。在那之后，就崩溃了。

大化改新失败的最主要标志，是班田制的失败。我们上一章讲过，日本的班田制度是从692年才真正开始的。班田制在实施之初还算顺利，在班田制实施的最初50年里，基本上是按照六年班田一次的规律正常进行的。但...

起，班田制的施行就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据史料记载，桓武天皇延历十九年（800年）实施了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班田，此后班田事务改由各国国司负责。从此，班田制的实施便流于形式，有形无实。⁷⁵

班田制失效，土地又回到了官员和贵族手里，他们占有了大量土地，建立起一座又一座庄园，并且世代传承。日本进入到庄园林立的封建时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权力被贵族们占有了，天皇也再一次被架空，858年开始，日本进入“摄关政治”时代，也就是说，所有权力被“摄政”大臣和“关白”大臣拿去。因此，大化改新引进的外来体制在日本成功运行了不过百余年就崩溃了，经过剧烈的“全盘中化”之后，日本慢慢滑回到原有的旧轨道：“公田”再次变回“私田”。老百姓由“公民”再次变回为“私民”。皇权再度只剩下一个...

因此，从整个日本历史来看，大化改新的全面“中国化”，只是日本漫长历史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是日本历史之旅中的一次短暂脱轨。日本历史轨迹因此显得与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几个国家——中国、朝鲜和越南——非常不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终主要遗留在了文字、文学、服装、建筑、科技等表层文化、物质文化方面。⁷⁶...

国历史在秦朝之后就陷入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那就是王朝建立不久之后，就会因为兴建大型工程或者皇室的奢侈享受及官僚体系的膨胀而不断加税，到了王朝中后期，税赋往往会沉重到老百姓放弃土地，开始逃亡的程度。

逃到哪里去呢？逃到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员那里去。中国大部分王朝都规定，官员的家庭可以不交税，他的家庭成员甚至他的仆役们也不用去服劳役。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官员的“家庭”。很多人甚至会主动把自己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们，成为官员的“徒附”。因为交给他们的田租，要少于交给官府的赋役。打个比方，如果你归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劳动所得的一半...

。通过贡举考试入仕的人只能担任级别很低的小官，很难升迁，而高官的子孙可以根据父亲的官阶自动得到相应的官位，根本不必寒窗苦读。所以贵族子弟也没有进入学校学习的积极性。⁷⁷据《类聚符宣抄》记载，从庆云年间（704年—707年）到承平年间（931年—938年）这二百三十多年中，通过贡举考试考取秀才的人仅有六十五人，平均几年才录取一个人，对日本政治几乎没起任何作用。到1177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学寮，日本人没有兴趣重建这个纯粹的摆设，“贡举”遂彻底退出日本历史舞台。⁷⁸...

口来耕种土地，死后由国家收回。但事实上，仔细分析资料，我们发现，日本的户籍编订工作存在很多漏洞，事实上，“掌诸国户口名籍”的民部省在八省中是专司职员最少的一个，根本无法应付庞大繁杂的户口统计工作，所以日本学习中国的百余年中，居然没有留下一次详细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⁷⁹这也就意味着，贵族和官员不可能交出自己手中的全部人口和土地，仍然有大量的隐匿。

和中国不一样的另一点是，日本官员即使退职，位阶仍然保留，享有的各种待遇和地位也不会改变。在国家对他们班授了新的土地后，因为官僚集团的自我保护本能，“政府对这些人在离职后仍然占有应该交回的土地的情况...

染司、绵作司，负责手工业制造的工司、鞍具作司、铸物所、镂盘所、铜造所等。其他还有负责为长屋王家族养宠物的马司、犬司、鹤司。⁸⁰参考其他资料，这些司和所，每处应该都有二三十人工作。也就是说，长屋王家中的这个家政机关的规模是一千人左右。“长屋王家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活脱脱一个小朝廷。”⁸¹...

中国的三省六部制，建立了八省百官制。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建立三省六部制，而非要改成八省百官呢？这就体现了日本对中国制度的“创造性转化”，以求和自己传统有机融合。之所以要建立“八省”，一方面是因为“八”是日本的圣数，日本传统上一直有“大八州”的说法。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在中国的六部之外，还需要加入日本本身已经有的几个机构。我们前面讲过，日本的八省中有五个省即式部省、民部省、治部省、兵部省、刑部省，相当于中国的六部。除了这五个省，日本又多了三个省，即大藏省、宫内省和中务省。

为什么要多设这三个省呢？因为这三个省是从天皇原有的家政机关演变来的。大藏省负责管理政府收支以及天皇日用品的制造。这个省源于日本固有的“藏部”，“藏部”原本就主管皇室物资的出纳及记录。宫内省负责管理...

我们可以大致把这八个省分成内外两个部分。前五个省，即相当于中国六部的部分，是“外部”的，处理宫外的事务。后三个省，则是“内部”的，直接为天皇个人及家族服务。在八省之中，内外并不平衡：前五个省机构很简单，而后三个省规模非常庞大。前五省加起来，才十四个部门。而后三个省一共是三十二个部门。这三十二个部门，和长屋王家的家政机构中的那些部门，从名称到内容都非常相似。据《职员令》，天皇的中务省有左大舍人寮、右大舍人寮，这相当于长屋王家的账内司。天皇有图书寮、内藏寮、缝殿寮、阴阳寮、画工司、内...

更能体现“内重外轻”的，是人员分配上，前五个省的人员只占全体官员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后三个省却占四分之三。“中央各省的6000名官员中，有4000多人直接或间接打理皇宫的事务。例如，宫内省官员1296人。民部省仅305人，兵部省更少，仅有198人。”⁸²这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中国，直接为皇帝服务的部门和人员在国家机构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日本完全颠倒过来了。

个家族最著名的人物菅原道真，被后世奉为“学问神”，他的子孙也世世代代担任天皇的文学侍从之臣。中原氏则包揽了“大外记”（秘书局）的职务，这个家族的“局务家”一职，从平安时代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也就是说，从8世纪一直干到17世纪。甚至连遣唐使团主要官员的任命也有世袭化的倾向，以至多治比氏被称作“遣唐使世家”，在历次遣唐使团中连续出任要职。

寺庙当中，因为高官贵族和寺庙都有免税的特权。“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⁸³“从9世纪起，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把自己的土地寄附在上述贵族和寺院名下，他们认为在免税的庄园里做一个农奴，要比在贪婪的国司和郡司的剥削下做一个自由民好得多。”⁸⁴这一点和中国魏晋时期庄园的形成机制几乎一模一样。

这样一来，朝廷掌握的户口一天比一天减少，大量土地荒芜。“户口月减，田亩日荒。”⁸⁵717年（养老元年）天皇的诏书说：“率土百姓，浮浪四方，规避课役。”畿内某些村庄逃亡率达百分之二十。神...

在日本，同样的过程也出现了，实力越来越强的庄园主越来越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庄园主甚至组织武装力量，组成庄园治安联防队，以便武装抗税。这些联防队员，后来就变成了武士，他们的组织则被称为武士团。因此，武士制度是在庄园制的副产品，没有庄园制经济，也就不会有日本武士。

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因此，所谓“全盘×化”，最终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调和。正如同一个人想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无论他多么努力，他很难逃脱基因对他的限制。

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都需要有自己的基础。中国唐代的中央集权制度，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和调试的过程。它从春秋时代就开始发育，到公元前3世纪由秦始皇确立，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贵族制回潮的考验，直到隋唐才真正成熟，并通过宋代的科举制普及彻底稳固下来。而日本试图直接在封建状态下，也就是商周体制下，跨越千年，直接建立专制制度，失败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六章 从摄关制到院厅制：架空与反架空的斗争

这两道诏书，为“摄关政治”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将藤原氏的地位固定了下来。从此之后，天皇必须由拥有藤原氏血统的皇子出任，藤原氏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做“摄政”，在天皇成年后做“关白”。

如前所述，日本皇族结婚后，妻子仍然生活在娘家，丈夫晚来早走，生育的子女由外祖父家的人照顾。⁸⁶小天皇是在外公家长大的，由舅舅和外公带大，和他们有很深的感情纽带。他们替外甥执政，看起来倒也...

于是后三条天皇在位四年就让位给儿子白河天皇，自己成为太上天皇。他意图金蝉脱壳，让出皇位却带走实权，绕过摄关体制来发号施令。他的儿子白河天皇后来也效法父亲，让位于年仅八岁的皇子（堀河天皇），自己成为上皇，然后设立了一个机构叫“院厅”，任命了自己的一个小班子来执行自己的决定。这样就形成了“院厅政治”。

当然，院厅政治不是灵机一动就能建起来的。院政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在于天皇掌握了新的刀把子。

武士越来越专业化，因为“成为一个武士，费用不菲。马、盔甲和武器都很昂贵，并且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熟练使用。最基本的武器是弓和箭，要骑在马上使用”。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武士，必须放弃其他职业，专心训练。因此，武士开始成为一种终身职业，甚至是一个家族的世袭职业。一般情况下，武士是以家族为单位，一家之长就是首领，父亲死了，长子继任。⁸⁷...

平氏和源氏原来都是皇族。原来，和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一样，日本也经常遇到皇族繁衍人数过多，财政供养困难的情况。因此天皇有时会把一些子孙“赐姓”，“降为臣籍”，从天神家族降成臣民，不再由国家财政供养。从825年起，数代天皇将一些皇子赐以“平氏”“源氏”之姓，分赐到各地居住，大名鼎鼎的平氏和源氏家族就此诞生了。虽然降为臣籍，但是身为天皇的后代，当然是有一些特殊待遇的。他们被赐予大量土地，并且通常被委任为地方官职，这样就成为各地最有势力的家族。他们以优厚的条件吸引武士为自己服务。地方上的武士也慕皇室之名，纷纷

第七章 幕府时代的到来

...

当他发现自己大权在握时，就开始操纵朝政，这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平清盛将他的女儿嫁给新的天皇，等他的儿子出生后，就逼迫天皇退位，然后自己以幼天皇的外祖父的身份进行统治。⁸⁸

苏我氏和藤原氏的历史再次重演，平清盛与皇室联姻，将女儿德子嫁给高仓天皇，1178年，外孙出生，第二年，平清盛就将不听自己命令的上皇后白河法皇幽禁于鸟羽殿，责令其“自今以后，不过问万机”。又过一年，平清盛就毫不客气地胁迫高仓天皇让位给刚满三岁的外孙，由自己来实际执掌政权。于是，平氏家族正式取代了藤原家族。因为平氏居住地是京都的六波罗蜜寺一带，⁸⁹人们将平氏政权称为“六波罗政权”。⁹⁰不过六波罗政权没能持续几年。平氏的迅速崛起，引起另一大武士家族源氏的嫉妒。平清盛病故后，后白河法皇任命源氏首领源赖朝出兵消灭平氏，1185年，源平两军在下关海峡决战，平氏大败，全军覆没，平氏一族葬身海底。...

幕府政治与以前的摄关政治、院厅政治的相同点都是架空天皇，但是也有很大区别。摄关政治、院厅政治一直是首都内部的政治斗争，权臣依附于朝廷而存在，生活在首都。而幕府则干脆把皇权晾在一边，在远离京都将近一千里的镰仓另立机构。

日本的幕府时代，从1192年持续到1867年，一共675年。不过这600多年中，并不是只有一个幕府，而是前后经历了镰仓幕府（1192年—1333年）、室町幕府（1338年—1573年）、江户幕府（1603年—1867年）三个时期。

二

镰仓幕府建立之初，主要统治地域在日本“东国”，即以镰仓为中心的日本东部一带。而天皇的朝廷所在的京都一带，称为“西国”。当时朝廷还掌握着西国的行政、司法大权。“承久之乱”以后，幕府才在全国建立...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钩心斗角、争夺权力的平安旧贵族时代的结束。原本地位很低的武士阶层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武士们中大多数原本是中小领主，具有管理生产的经验，质朴刚毅，积极进取，崇尚以“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为核心的武士道哲学。因此，镰仓幕府建立之后，一扫旧时代高高在上的萎靡腐朽的作风，日本的政治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是的，武士们虽然夸耀自己的忠诚，但是事实上他们甚至不关心幕府当中的将军到底是谁。在镰仓幕府首任将军源赖朝去世后，他的妻子北条政子就掌握了实权，并且将权力移交给了北条家族。也就是说，镰仓幕府建立不久，外戚就对幕府将军的权力实现了再架空。镰仓幕府虽然是由源氏创立，实际世代享受权力的却是北条氏。但只要自己的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保障，武士们对这些并不在意。

不久之后，被幽禁的后醍醐天皇携带“三神器”逃到奈良附近的吉野，重建小朝廷，自称正统，这个朝廷被称为“南朝”。足利所立的朝廷被称为北朝，于是日本国土上出现了两个朝廷，这就是日本史上的“南北朝”（1336年—1392年）时代。不过，日本的南北朝持续时间很短，由于此时室町幕府已经建立，无论北朝还是南朝，都不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⁹¹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消灭了南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因此，日本的南北朝只是日本历史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和中国的南北朝意义完全不同。

第八章 日本战国和中国战国如出一辙

这样一来，幕政自然一片混乱。特别是后来幕中因为将军的继承人问题，分裂成了两派。原来义政一直到二十九岁还没生出儿子，遂立了自己的弟弟当继承人。不料几年之后，又意外中年得子。他的妻子当然要立自己的儿子，弟弟当然反对，义政无力调和，大规模的分裂战争遂起。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规模战争，从1467年持续到1477年，时间长达10年之久。京都被战火烧成了灰烬。皇室和幕府在应仁之乱中虽然幸存下来，但只剩下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壳。⁹²自此天下无主，各地武士争着称霸称王，“天地杀气满，山河战场多”。整个日本陷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混乱，这就是日本史上的“战国时...

经历了频繁的“下克上”，日本各地诸侯大名进行了一次“大换血”，“到了16世纪末期，足利时代的所有大名几乎都被推翻，除了九州岛南部是个例外”。⁹³...

战国时代当中，武士们纷纷离开了农村去参战，天高皇帝远，对农民的剥削不再那么纤屑无遗。特别是战国实行检地之后，农民们的赋税固定下来，剩余完全归己，这就刺激了农民的劳动欲望。他们拼命劳作，四处开垦荒地，因为这些荒地的收入是完全归于自己的。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三熟制。应永二十七年（1420年），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宋希璟在《老松堂日本行...

因此，在日本战国时代，一方面战乱不断，另一方面，经济出现了局部繁荣，出现了很多专卖市场，比如米市、鱼市，商品的流通迅速而繁忙。在大名相互攻伐的同时，日本的人口却仍然在增长。日本人口学家速水融推测，庆长到享保年间（1596年—1736年），日本人口增长率大致保持在9.

第九章 日本的自治社会：民众学会了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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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说法，“惣”实际上就是农村的“自治委员会”。“惣村”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大会，日常执行机关就是自治委员会，由村民们选出来的代表组成。在选举的时候，人们既要看他们的年龄、财富、才干，也要尽量从不同的村子或者村子的不同地点选出，以便能普遍地代表...

自治通常都发生在国家权力薄弱或者缺失的地方。日本“惣村”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但是类似的农村公社在西欧中世纪却普遍存在。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日本和中世纪的西欧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处于封建制度下，都缺乏成熟的官僚系统，因此农民们必须要自我管理。

三

和欧洲历史相似的另一点是，在自治乡村的基础上，日本也出现了自治城市。这在东亚更是独一无二的。

战国时代，日本很多工商业城市成功地争取到了自治权，比如堺、平野、博多、桑名，以及京都的部分地区。争取的途径也和欧洲类似，即向领主上交金钱，购买到自治权。“自治城市在当时都是经济上较为富裕的工商业城...

说，领主不能随便进入这个城市。⁹⁴自治城市由此拥有了自己的司法权，对案件根据本城市的习惯和法令进行审判，只有与外界的纠纷才由幕府裁决。⁹⁵许多城市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比如京都就雇佣没落武士组成自己的军队。

在日本的自治城市中，自治程度最高的是堺市⁹⁶。堺市以其雄厚的财力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并挖掘了护城河来保护自己。“通过对外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堺港，在其周围掘凿堑壕，雇用浪人，以防外敌。”⁹⁷堺市甚至拥有货币的铸造发行权，并拥有专门维持治安的警察，因此成为战国时代日本最安全的地方。⁹⁸这时期来到堺市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本国政府报告说，堺市富庶而和平，像意大利自由城市威尼斯那样实行自治。...

一

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另一个重大不同，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农民起义。日本百姓远远没有中国农民那样的雄心壮志，他们不但没有推翻过任何一个天皇，也没有推翻过任何一届幕府。日本高层政治始终是贵族和武士阶级的游戏，普通民众从来没有参与其中。

因此，日本的“一揆”和中国的起义明显不同，却更像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我们知道，欧洲的农民起义也经常利用原有的公社传统召集农民。和日本的“一揆”一样，欧洲的农民起义并不谋求推翻政权，而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通常都有明确的有限的要求。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诉求，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远在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

日本土地税额之高，为历史家经常提及。正规之土地税（“年贡”）通常为收成之40%至50%（“四公六民”或“五公五民”），又有其他附加及杂税（“口米”“欠米”“小物成”“助乡役”）。

武士阶层对农民的压榨一直是很重的，⁹⁹因此日本农民的负担确实高于中国很多王朝的初期，但通常低于中国大部分传统王朝的中后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因为政治腐败，不断征收各种附加税，实际税率通常会达到名义税率的数十倍。而日本农民的实际税率却通常低于名义税率。因为名义税率的基数是大米产量，而大米收获后土地上再种杂粮，

第十章 织丰时代：两个个性十足的军事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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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名字稍加解释，您就明白了。

所谓“安土”，是指织田信长所筑的安土城，“桃山”则是指丰臣秀吉所筑的桃山城（又称“伏见城”）。因此，安土桃山时代和织丰时代都是一个意思，是指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这两个人统治的时代。织丰时代是战国末期的一个时代，或者说是日本从战国到江户时期之间的过渡时代，时间是1573年（也有人认为是1568年）...

到了战国时代，战争越来越集团化、规模化，导致日本“步兵革命”的出现，“有了更多的收入，战国大名们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军队。他们从农民中招募士兵”。¹⁰⁰由平民组成的步兵，即“足轻”，取代原来的传统武士，成为日本军队的主体。“战国时期，步兵取代骑兵成为日本军事力量的骨干。”¹⁰¹战争规模因此迅速扩大，“12世纪的战争记录谈及数十或数百个武士参加的战斗。……到了14世纪，一次战斗往往有上千或上万军队卷入。到了16世纪晚期，一场大的战役要调动几十万军队。”¹⁰²...

不过，织田信长却预见到火绳枪会成为未来战场上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全心投入，认真研究，反复试验，最终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法“三段击”，即将火绳枪部队分为三个部分，一队填药，一队瞄准，一队发射，这样一来，发射间隔缩短为8秒，火绳枪威力大增。“步枪的这种用法是战争史上应大书特书的事件，因为连欧洲人也还没有开创。”¹⁰³...

万五千大军，名声大振，奠定称霸的基础。在战国乱局中他善于动脑，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不断成长，最后1573年攻入京都，流放了足利义昭，正式结束了日本长达两百三十多年的室町幕府的统治，掌握了中央政权。

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秦始皇”，信长有着中国秦始皇一样的残忍。他试图对自己占领的土地进行完全彻底的控制，因此，战国时代广大的自治乡村和众多自治城市都成了他的敌人。

一向宗信徒组织的“一向一揆”势力掌握了广大村庄，是妨碍他直接统治的最大力量。因此，织田在消灭各地的“一向一揆”时毫不手软。1571年，织田信长毫不犹豫地烧毁了延历寺，杀光寺中男女老幼近万人，并把附...

像堺市这样曾经试图凭借武力维护自治但最终失败的城市不在少数。比如1570年坚田町曾以町人牺牲上千的代价，消灭了织田信长的五百名士兵。但第二年织田信长再次发兵，血洗了坚田。天正元年（1573年），织田信长将支持将军足利义昭的京都上京地区的六千余户商户全部焚毁，下京也因此完全屈服，京都的自治成为历史。¹⁰⁴

就这样，日本各地的自治城市的权力，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陆续被取消了。在亚洲历史上的唯一一次自治社会的萌芽被织田信长和后来的丰臣秀吉扼杀，在日本战国历史后期集权与自治这两个倾向的斗争中，集权毫无意外...

因此，入夜之后，明智光秀对部下发布命令说，“敌人就在本能寺！”¹⁰⁵，率兵向本能寺进发。

信长死后，日本的统一大业为部将丰臣秀吉（1536年—1598年）所继承。他率军迅速镇压了反叛的光秀，继续领导信长的集团，“丰臣秀吉立即为他的主人的死报了仇，然后开始痛击残余大名，直到他们归顺”。

因为万历朝鲜之役，丰臣秀吉在中国的知名度比信长还大。和信长一样，他也是一个充满个性的传奇人物。

从1583年起，秀吉兴建大阪城，让那些不可靠的大名和家人移居大阪，以便控制。这一做法和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后代于咸阳类似。

和秦始皇收天下武器铸金人十二类似，1588年，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狩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¹⁰⁶，以杜绝各地发生武装抗争，并且强化“兵农分离”制度。和秦始皇一样，丰臣统一了度量衡制。他废除了全国的关卡，整顿交通，修补道路，架设桥梁，这与秦始皇修驰道的目的相似。

可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比的则是丰臣的天主教政策。1549年，西班牙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来到日本，标志着天主教在日本传播的开始。传教士们的工作一开始卓有成效，天主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受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广泛欢迎，有些大名甚至也接受了洗礼。但是丰臣认为这个宗教动摇了日本的传统秩序，威胁他的集权努力，因此宣布禁止天主教在日本传播。1596年，一艘西班牙船只漂流到日本海岸，秀吉把传教士和日本信徒26人在长崎处死，这一事件成为日本镇压天主教的开端。

在丰臣秀吉的政治遗产中，影响最...

步步地登上霸主宝座的——从小大名到大大名，再从大大名升为大名集团的首领。即使秀吉在他权势最盛时，也不可能不动用一些他联盟以外的力量去消灭敌对的大名。他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足够的力量。¹⁰⁷

除了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这两次改革输入外来体制之外，日本政治的传统一直是霸主领导下的贵族“联盟制”，这一深厚的历史传统，即使雄强如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也无法突破。

在丰臣秀吉一生中，与中国有关的事主要有两件。第一件是他终结了“倭寇”（发布海盗禁止令），第二件是发动了壬辰朝鲜战争。为了叙述方便，我将在下一编当中讲述这些内容，这一编接下来继续讲述丰臣秀吉之后的江

第十一章 固化的江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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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据分析也与这种绝望的心情有关。万般无奈之下，他选定了自己的外甥丰臣秀次作为养子和继承人。秀次是秀吉姐姐的儿子，才华出众。秀吉甚至将“关白”之位让于秀次，自己就任“太阁”（退隐的关白称太阁）。

不料两年之后，秀吉又意外老年得子，生出了丰臣秀赖。秀次马上失宠，被令切腹自杀。秀吉还诛杀了秀次一家，以保证秀赖顺利接班。

1598年，秀吉在侵朝失败的打击下去世，终年六十三岁，幼子秀赖年仅六岁，当然无法理政。丰臣秀吉遂将秀赖托付给“五大老”，即五位最有实力的大名。不得不说，如果秀吉多读读中国史书，就不会犯这样严重的错...

成为五大老首席后，精于权术的他很快掌握了最高权力。接下来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了：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合战”消灭了敌对诸侯，1603年，他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接下来他迫使秀赖母子自杀，消灭了丰臣氏一族。战国三杰中性格最谨慎的他笑到了最后，开创了江户时代。

三...

责制定得明明白白。他制定了《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规定了全国百姓如何穿衣戴帽，以及不同级别臣民的住房面积。他为大明王朝所构思的这张蓝图的宗旨，就是把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方式固定化，以图江山万代不易。

而江户时代的社会管理思路，和大明王朝初期非常相似。德川家康及其子孙，用一道道绳索，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的手脚都捆扎起来，让他们不能“乱说乱动”，目标同样是实现社会固化。

其中第一道绳索，自然是用来捆束天下大名的。

，四千个武士留在江户为他打理宅邸——包括267英亩（约108公顷）的房屋与花园、营房、学校及仓库。”¹⁰⁸因此花掉的钱也是惊人的。“江户时代的参觐交代各大名所耗费的费用占藩收入的5%到20%，加上抵达江户后，在江户府邸所耗费的费用，可以达到藩财政收入的50%到70%，而这还不包含藩所要上缴的赋税及给家臣所发的俸禄。参觐交代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削弱诸藩的实力，以达到强干弱枝，巩固幕府统治地位的目的。”¹⁰⁹除此之外，将军还派出许多密探了解各地大名财政收支，一旦发现某个大名财力雄厚，将军就会要求他承担重大土木建筑工程，让他的财政状况降至原来水平。

第二道绳索是把天下万民的等级固定化。幕府将社会分成壁垒分明的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各个等级不仅不能通婚，而且连各自从事的职业都不能改变。

士就是武士，是统治阶级，而农、工、商是“庶民”，武士与庶民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只有武士能担任官职，有佩带刀剑的特权，“平民在途中遇到了武士，则应以手挨地行敬礼”。¹¹⁰平民如果对他们“无礼...

最后一道绳索则是把日本和世界分隔开来。江户幕府一改战国时期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做法，实行锁国政策。从1633年到1639年，幕府先后发布五道锁国令。幕府规定日本人不准出国，否则将被处以死刑。侨居外国的日本人如果回国，不问理由一律处死。¹¹¹...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把国家封锁得如同铁桶一般严密，但幕府还是在铁桶上给自己留了一个观察孔，那就是长崎。锁国之后，幕府留下长崎一港进行外贸，准许中国、荷兰船舶通航，一些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荷兰书籍和汉译书籍由此进入日本。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方医药书籍的人体解剖图非常精密，1774年（安永三年）日本医生杉田玄白翻译了荷兰语西方医学书籍《解体新书》，“兰学”由此诞生。江户时代一批日本人专注研究荷兰语、西方医学，以及测量...

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多藩国的内部政治逐渐稳定下来，“下克上”现象渐渐减少。这些“分国法”或者“家法”，在江户时代被总结成《武家诸法度》，构成江户时代的政治纪律基础。因此“元和令”的几乎所有内容，包括第八条禁止大名通婚，都不是德川家的首创，而只是继承。

二除了《武家诸法度》外，江户幕府的其他统治手段，绝大多数也都有历史延续性。

江户时代锁闭社会等级和身份，不许四民改变职业，这并不是德川家的发明，而是继承自丰臣秀吉。早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丰臣秀吉就发布了《身份统制令》，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

次子做“备胎”，其余的孩子就要“间引”掉。据记载，“元禄年间日本农民一夫一妇还生子女五六人甚至七八人以上”，到宝历年间后，“生一二人后，便不再生，余皆间引”。怎么“间引”呢？通过堕胎或者弃婴的方式。“人为的堕胎和弃婴是阻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生活贫困人为控制人口，虽在江户时代以前就已存在，然而成为一种半公开的行为则是江户中期以后的事。这时就连武士阶级也不得不实行人口控制，而到了江户末期在农民中的日益贫困化则更为严重。”¹¹²...

水尾天皇有三十七个孩子，后西天皇则有二十七个），每天的工作似乎都是主持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年复一年地进行，不曾有半点变化。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除个别例外，天皇生活的最压抑之处在于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从1632年到1863年孝明参拜贺茂神社和石清水八幡宫为止，历代天皇极少离开御所，少有的几次也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灾难。他们没有人见过大海或富士山，也没见过幕府统治下的江户城。”¹¹³

第十二章 不打不相识：黑船来航与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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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上岸的美国军官面带着微笑。他们向惊惶的日本人宣布，美国海军的这次访问是和平而友好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此行携带了总统写给天皇的措辞非常礼貌的信件和很多新奇的礼物，包括新式望远镜、照相机和半自动步枪，此外还有一套莫尔斯码电报机，和一套带有100米长的钢轨的蒸汽机车模型。

把这些东西送到岸上之后，佩里就率领舰队离开了。不过他在离开前留下话，说他明年春季再来，听取日本方面对总统信件的答复。假如在那个时候总统的信件还未送给天皇并且得到适当的回答的话，他“将不对发生的结果负责”。¹¹⁴...

因此，日本的开国与维新，并不是如同很多普通读者头脑中的印象那样，一帆风顺，一转身即告完成。日本的转型过程，虽然远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顺利，但是具体过程也颇经波折。在开国之初，日本国内出现过许多与中国极为类似的本能反应，因为开国的经济冲击而生活急剧贫困化的底层民众发起过多次“反帝爱国运动”，满怀爱国激情的下层武士也多次袭击西方外交官和公使馆。其逻辑和中国的义和团群众一样：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神国，怎么能受“夷狄”的欺凌？

武士们的思维方式是简单质朴的，“攘夷”不行，那么就“师夷”；“锁国”不行，出路自然是“开国”。¹¹⁵萨摩藩和洋人不打不相识，一打就服，转弯很快，转过脸来就成了洋人的好学生，开始积极与英国谈判，痛快地答应赔偿英方25000英镑，并处罚生麦事件的犯人。¹¹⁶英国人经过这次谈判，也发现萨摩藩是个可以沟通的对象，遂决定转而帮助萨摩藩进行近代化转型。

萨摩藩由此开始大量购买外国机械、武器，选派留学生到英国学习先进技术。《菊与刀》说：“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意外惊人的后果，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报复，反而向英国寻求友谊。他们亲眼看到敌人的强大，就要求向敌人...

幕府军队大部分是旧装备，长州藩军受“西洋阵法”训练，战斗力更强。1868年，幕府战败投降。

恰在此前一年，保守的孝明天皇去世，16岁的睦仁继位。“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¹¹⁷1868年，江户改称东京，日本改元明治。新天皇公布了《五条誓文》，宣布进行维新。但事实上，明治新政府的核心自然不是年仅17岁的天皇，而是萨摩和长州等藩的一批改革派武士，比如长州藩的木户孝允，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以及佐贺藩的大隈重信...

一

在政治上，和一千多年前的大化改新一样，明治维新的核心，是把“私地”变成“公地”，“私民”变成“公民”。换句话说，从封建制度，变成大一统集权制度。

为了统一国家，维新集团走出的第一步是“版籍奉还”。“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版籍奉还就是各地诸侯大名把自己掌握的土地和人民还给国家。和大化改新时的过程相似，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个藩主...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1851年—1873年）是3.3%，美国（1861年—1873年）是5%。1874年—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日本在短短15年（1870年—1885年）内，就在封建的农业国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工业化。¹¹⁸

第十三章 日本为什么能这么快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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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笑日本人“沐猴而冠”，“狗尾续貂”，荒唐可笑。

1875年，中国最开明的政治家李鸿章接见日本外交官森有礼时，也对日本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直率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¹¹⁹但是日本人并不感到羞耻。他们认为，要改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必须进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面...

因此后来的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让日本人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形象。“黑船祭”实际上成了日本庆祝开国的“嘉年华”。

在当年美国人的登岸地点，日本人更是建起了一座佩里公园，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面的碑文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因此，日本在亚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

三...

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¹²⁰...

确实，日本没有科举，精英们的头脑没有格式化，这一点很重要。中国的科举制导致社会精英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板结，牢不可破。而日本武士阶层头脑中没有那么多教条。武士阶层当然也读书，但是更多是从实用出发，14世纪中期成书的《庭训往来》最初是武家子弟使用的启蒙教科书，在所收录的963个词语中，绝大多数是涉及衣食住行、职业、佛教信仰、武器、养生等方面的内容，而贵族教养、文学方面的内容只有61个。到江户时代，平民教育中也完全贯穿了实用原则。农家子弟只学与农业相关的知识，商人子弟只需要能读、能写、能打算盘。

因为这种教育上的实用主义精神，所以日本人保持了头脑的清醒。以荷兰语与荷兰医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入日本不久，就吸引了日本武士阶层当中很多人的注意，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学问体系——兰学。因此当时日本知识阶...

所以日本统治阶层远比中国的官僚阶层更为现实。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因此鸦片战争没有打醒中国，而比中国小得多的冲突却很快让日本武士头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因此，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社会财富大转手的时代，贵族和武士们只剩下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经济命脉却被商人牢牢掌握了。到了江户后期，越来越多的大名陷入财政困境。加贺藩原来是个富藩，因为参觐交代等巨大支出，在1682年一年就亏缺7000贯银。水富藩自1701年起每年财政收入不足35万石，甚至连武士的俸禄都难以发放。[^...

中国社会不像日本这样分工明确，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一直是政治可以任意侵入一切社会空间，政治大于经济，即所谓“超经济强制”。因此商人必须依靠政治，官商结合，才能发财。事实上，从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无例外都是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寻租成功者。权力所有者当然要在商人的利润中分一杯羹。还有些朝代比如明代，官员和贵族直接经商成风。王毓铨研究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史说，明代那些能赚...

因此中国商人历来没有安全感，无法培养起企业家精神，有了钱就赶紧买地捐官。赖肖尔说：“从财源上看，中国本来有希望出现新的事业，但是力量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课税过重，吞噬民营事业以为国家垄断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样一来，个人和集团的自发热情完全被政府熄灭，阻止和妨碍了创建高...

六

商人阶层的崛起对日本的另一个影响，是促进了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是让城市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江户时代，城市日益繁荣，除了商人之外，“城市里还有仆人、厨师、信差、饭店老板、僧侣、医生、教师、磨刀匠、租书人、武师、歌伎、妓女、澡堂工。在通俗艺术领域，有木刻版画艺术家和雕刻家、出版商、木偶操作师、...

“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似乎某些地区的这一工业发展已达到了创办工厂的水平。以可利用的原料和地方技术为基础的地区专业化开始普遍起来，因此，某些地区以其漆器、陶器、纺织品或米酒而闻名。”¹²¹...

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日本的教育普及度上升，到18世纪末，每个藩领都为其家臣建立了学校。到了德川晚期，可能高达40%—50%的男性和15%—20%的女性能读书识字，这一识字率高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与欧洲发展较晚的某些国家齐平。¹²²

第十四章 中日不同：外国人的观察和日本知识分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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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作为一个为英国攫取利益的外交官，他的事业在中国开展得也显然没有在日本顺利，这肯定也会影响他的主观感受。不过如果因此认为他的日记毫无价值，或者说他在日记中刻意扭曲他的感受来丑化中国，也有失公允。

近代早期同时到达过中日两国的西方人不止额尔金一人。比较有名的还有一个人——俄国作家冈察洛夫（1812年—1891年）。他在1853年搭乘“巴达拉”号军舰到过中国和日本，也进行过中日对比，结论是日本人没有“使人变成愚笨的那种沉闷的和陈旧的无用的学问”，求知欲很强，而中国的学者们，“甚至不能用生动的日常用语，来表达自己的思...

2年）在他的《一个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也说，他看到的中国人都“思考模糊，行动迟缓”，对外国文化“漠不关心和感觉迟钝，并因自尊心而养成轻蔑心理”。而日本人则“敏锐，有聪明的求知欲”。¹²³

在黑船来航之后的第二年，1854年，佩里舰队重访日本，美国人队伍中有一个雇自香港的中国翻译罗森，他留下一部《访日日记》。罗森是广东人，可能在香港经商。除了关注到日本“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这类独特的性风俗外，他对日本最深的印象是近乎夜不闭户的良好治安：“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

觉时代，吸收中国文化一千年后，日本人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消化和反刍，重新发现了“日本”。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对比中国和日本，试图摆脱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摆脱日本的“蛮夷”身份，转而塑造“日本优越论”。

“外朝（即中国）不如本朝”说的开创者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在《中朝事实》中首先对比了中国和日本地理环境的不同，认为日本在这点上远比中国优越。他说，中国“封疆太广，连续四夷，无封域之要，故藩屏屯戍甚多。……近迫四夷，故长城要塞之固，世世劳人民”。也就是说，中国面积很大，陆上四周与多个民族相接，不得不在国防上投入巨大资源，比如修筑长城。而日本...

江户时代“日本优越论”的兴起，一个背景是江户幕府大力引入儒学，来维护统治秩序。幕府建立之初，就聘请林罗山等儒士“起朝仪，定律令”，并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一做法引起了日本文化人强力反对。一批知识分子致力在“寻找日本的优越点”的思路下展开中日对比，以证明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错漏。因此江户时代是日本传统时代当中吸收儒学最深入的时代，也是对儒学批判最激烈的时代。

一派学者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确实优秀，但那只是三代（夏、商、周）时的中国。秦朝以后的中国，也就是从封建制变成大一统郡县制度后的中国，已经丧失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品质。荻生徂徕（1666年—1728年）说...

确实，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读中国历史，最常发生的感叹是中国历史充满了血污。贝原益轩（1630年—1714年）说：...

，以消灭主君夺取国家为目的，因此所有的都是谎言，圣人不是善人，而是非常残酷的恶人。本来因为是以丑恶的心所做成的欺人之道，后世之人也只是在表面上遵从，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去努力遵守。”¹²⁴

本居宣长对比日本的神道教和中国的儒教认为，日本的神道教包容善恶，更有广度，而中国的儒学将善恶截然相对，因此狭隘。“所谓天地之理本来皆为神之所为，是全然奇妙、神秘而不可思议，不能用人的有限的智慧来推测，不可能尽其极而知之。因此，无论如何都将圣人之言视为理之至极而加以尊信，这是非常愚蠢的。……中国因为对所有的事情...

39]她强烈反对儒教“男尊女卑”之说，认为女性正因为“无学”，头脑不受束缚，所以很多方面强于头脑僵化的男子。所以她强调女性进行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即“故虽身为女子，岂可不随心而动”。¹²⁵

以上这些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批判，大多数当然是相当偏颇的，因为这些批判大多主题先行，是为了告别“日本蛮夷论”，建立“日本优越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对中日文化的对比可谓相当用功，无微不至。正因为如此用力周到，我们也很难说这些结论全都是毫无价值的“谬论”，有一些见解确实揭示了中日之间的本质不同。

第十五章 福泽谕吉为什么告别儒学

全依照儒家传统。”¹²⁶因此，“家兄……与纯粹的汉学者一样注重孝悌忠信”。¹²⁷有一次兄弟两个人谈起人生理想，他哥哥说，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按孔孟的教导活着，“至死为止都是孝悌忠信”。

虽然父亲在谕吉幼年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他确立的儒者家风却长久地影响着这一家人：“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兄弟姊妹从不吵架。不只如此，无论如何绝不做下流之事。没有人教导我们，母亲也绝不是唠叨的人，我们自然而然如此，这大概是父亲的遗风...

福泽谕吉开蒙读书之时，日本还处于传统时代，因此他很自然地跟随老师系统学习了从《孟子》《论语》到《诗经》《书经》《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等中国经典，自己还阅读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晋书》《五代史》《元明史略》等大量史书。福泽谕吉说自己最拿手的是《左传》，“一般书生只读《左传》十五卷中的三四卷，而我全部读完，前后大约读了十一次，比较有趣的地方就背诵下来”。他“因此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能写一手不错的书法，也能...

这种出身和经历，塑造了他的叛逆气质，导致他对“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的终生反感。成年之后，他意识到诞生于中国封建时代（秦代以前的中国是真正的“封建”时代，也即“封土建国时代”）的儒家学说正是等级制度最有力的维护者和辩护士，因此不免回过头对儒家学说的名分思想大加抨击：...

福泽在长崎攻研荷兰语原著，学习了生理学、物理学、化学等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天生有一种“为学习而学习”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学习非常刻苦，因此这段学习为他奠定了良好的科学知识基础。

在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自然科学通常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它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立竿见影，为西方文化构建了一种整体可信的面貌。在学习了西方近代的医学和生理学知识后，福泽就开始对中医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医所学不过是些“空虚、抽象、莫名其妙的课程”，同时也开始对儒学产生了初步的反感，感觉儒学不是实学，空疏无用。他后来说：“所谓学问...

答说：“华盛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显得非常冷淡，实在叫人想象不到，真够怪的。美利坚是个共和国，她的总统是四年改选一次，这一点当然我很清楚。可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的头脑里存在着对源赖朝和德川家康的传统看法，从这点推想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对上面那种回答，我却非常惊讶，当时觉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问题在道理上讲，本来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可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上的事情来说，我就有些莫名其妙了。

五

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重要的是学精神，而不是学皮毛。衣、食、住、行等方面模仿西洋的样式，只是学习西方的皮毛。

什么是西方文化的真精神呢？他说：“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

福泽认为，西方社会与传统东方社会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是以个人优先的社会。个体概念蕴含着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秘密，个人的平等、自由、独立，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而传统儒家思想与封建制度塑造下的人民没有独立品格、缺乏平等意识、丧失自由精神，是日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¹²⁸

福泽批评日本人没有公民精神：“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我国人民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的精神奴隶。”而这些“古代的道理”，显然主要指儒家思想。他写下《劝学篇》等作品，目的就在于让人明白独...

泽在《劝学篇》中从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做坏事”。独立的精神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¹²⁹

福泽谕吉提醒世人，如果人民在国内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在世界就没有独立的可能，当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都独立起来了的时候，就用不着担心国家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福泽的结论是：“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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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天皇制度模仿自中国皇帝制度。“天皇”二字中，“皇”当然是承袭自中国，“天”字则是日本的独创，用来凸显天皇家族的神圣性，以表示比中国皇帝还等而上之。

因此，日本对天皇的称呼一开始也是模仿中国，使用谥号。

当中，保存了很多对与天皇相关的历史事件、个人功绩甚至体貌特征的描写。”¹³⁰清宁天皇的和风谥号是“白发大倭根子命”。“倭根子”，是“扎根于日本”的意思，而白发是据说他一生下来头上就有白发。

到了757年，孝谦上皇命人给历代天皇统一起了“汉风谥号”，于是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四十四代元明天皇开始有了整齐划一的好听的汉风谥号。比如神武天皇、绥靖天皇、安宁天皇、懿德天皇、孝昭天皇、孝安天皇、孝灵天皇、孝元天皇、开化天皇、崇神天皇、垂仁天皇、景行天皇、成务...

或者出家寺庙的庵号来命名。比如“平城天皇”是以平城京命名，“宇多天皇”是以天皇退位后的居所命名，“白河天皇”以他所建寺庙及居所命名。第二类是陵号，即以天皇陵墓的名字命名，比如“嵯峨天皇”葬在嵯峨山，“醍醐天皇”葬在醍醐寺附近。追号的出现，一个原因是上皇数量激增。律令制下的天皇多数是中年即位，而摄关院政时代却出现了大量幼年天皇。藤原家族为了控制权力，待天皇年纪稍长即让他们行让位事，受上皇号。

活着的上皇当然不能用谥号称呼，因此人们开始用退位天皇的居住地来区别和称呼他们。在他们死后，权臣懒得给他们起谥号，生前的居住地顺理成章地也就成了他们的追号。¹³¹而且直接只称某某院，连“天皇”二字都不许用。比如冷泉院、圆融院、花园院、一条院、三条院、后一条院、后朱雀院、后冷泉院、后三条院、白河院、堀河院、鸟羽院、崇德院、后白河院、二条院、六条院、高仓院……...

直到几百年后的江户末期，幕府权力渐渐衰退，“天皇”这一称呼才代替了“院”，再次被人们使用，汉风谥号也再次复活，光格天皇、仁孝天皇、孝明天皇均是汉风谥号。

明治维新以后，对天皇的称号进行了规范，规定“一世一元”，即天皇驾崩以后，就以年号作为“追号”。而对活着的天皇，唯一正式的称呼是“今上天皇”。

遣唐使的死亡率...

年，630年，当时的权臣苏我氏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不过规模不大，只有一条船。大化改新之后，为了全面深入学习中国，日本又派出了两次遣唐使，规模同样不大，多则两条船，少则一条船，人数介乎一二百人之间。

日本遣唐使规模的扩大，发生在白江村之战之后。

如前所述，日本早期与朝鲜联系非常紧密。早在4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东晋年间，大和国就已经在朝鲜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因此日本前来中国朝贡过程中，倭王多次自称“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

所谓不打不相识。日本这才发现，唐朝的军事技术以及背后显示出来的国力，高日本何止数等。这一战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确立了唐朝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日本势力彻底告别朝鲜半岛，退守本土900余年。

日本人的特点是尊重强者，转弯转得彻底。如果你彻底打败了它，它就会死心塌地向你学习。从此之后，日本开始更积极地向唐帝国全面靠拢，不断派出遣唐使学习。此后派出的遣唐使，规模明显扩大，每次都是四条船，成...

遣唐使也是这样。读者大多会注意到遣唐使的丰功伟绩，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遣唐使的死亡率。十六次派出的遣唐使大多波折重重，有学者估算，遣唐使的死亡率接近50%。¹³²

死亡率如此高，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海上航行，缺乏足够的新鲜食物，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到达中国后，由于两地的病菌种类不同，更容易出现水土不服，因病死亡经常发生。738年的遣唐使团抵达扬州，一下船“人...

，除了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正式外交官员，还有大批航海技术人员，比如知乘船事（船长）、造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船师（航海长）、卜部（掌定航行方位、测定风力者）、船匠、舵师、挟抄（桨师）等。此外，为了彰显日本国力，获得唐朝尊重，船上还有大量的其他方面的顶尖人才，比如日本最杰出的围棋高手、琵琶演奏家，以及音声长（乐队负责人）、玉生（玉匠）、锻生、铸生、细工生（手工艺品匠人）、音声生（乐队队员）、译语（翻译）、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文书）等，以满足国际社交的需要。¹³³遣...

也正是因为造船工艺的落后，遣唐使船只在狂风恶浪中非常容易破损，动不动就“中断，舳舻各分”，“打破左右棚根”，“舵折棚落”，“船将中绝，迁走舳舻”。¹³⁴

除了造船技术幼稚，日本人当时的航海知识也非常匮乏，他们根本不懂利用季风，更不懂利用海流。当时中国船只前往日本，多在阴历七月，利用西南季风，由日本返航则多在三、四月或八月前后，利用东北季风。故来往中国、日本之间极少出事。而日本遣唐使舶则多在六、七月西南季节风盛吹之时启航，逆风而进，无异于自...

一般来讲，日本使臣忠于王命，即使明知生死大险，也直向波涛而行。但也有个别人因为害怕葬身鱼腹，称病不行，比如834年遣唐使的副使小野篁就是这样，最后被罢官，判处流刑，流放于隐岐国。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江河日下，陷入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等政治乱局当中，国际形象大打折扣。而日本已经将成套文物制度搬运回国，需要停下来加以反刍、消化，唐风文化开始向国风文化过渡。再加上遣唐使的高死亡率始终得不到解决，贵族们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越来越望海生畏，终于在894年，菅原道真以“大唐凋敝”的理由奏请停派遣唐使。人类文化交流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终于画上了句号。¹³⁵

注释：

第三编 日本与世界

第一章 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属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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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在几千年间，日本只有一个时期是真正的朝贡国，那就是中国南北朝中的东晋南朝时期，也就是日本大和国“倭五王”时期。那个时候，日本尚没有正式使用中国文字，甚至还在向中国学习怎么制作衣服，正是“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之际，换句话说，正处于从蒙昧向文明的过渡期。从413年到502年，日本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

频繁前来，每次都携带贡物和表文（即国书），并且请求册封，这些朝贡活动完全符合中国礼仪规定。中国册封日本统治者“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等头衔，日本的国书也载诸中国史籍，日本属于中国的朝贡国确凿无疑。

另一个时期是“半心半意”的朝贡时期，出现在中国明朝，即日本室町幕府时期。这个时期日本的朝贡完全是为了获取朝贡利益。幕府将军伪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日本国王”头衔，虽然和中国开展朝贡贸易，但是在国内从来没有像朝鲜、越南、琉球那样“奉中国之正朔”，仍然用自己的年号，因此算不上典...

朝贡使”，与别国的使节一视同仁。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中说：“恢我王度，谕彼蕃臣。”显然，大唐朝野上下，都将日本视为属国。唐王朝将日本人带来的礼物称为“方物”，因此也给了日本大量的赏赐，我们从日本正仓院现存的宝物，可以略见唐朝出手大方的程度。¹³⁶

但日本人却刻意回避“朝贡”二字。遣唐使访问唐朝，其实与正式的朝贡活动有很大区别。

。清代黄遵宪对此解读说：“新旧《唐书》不载一表，其不愿称臣称藩以小朝廷自处，已可想见。……当时使臣皆不赍表文，盖不臣则我所不受，称臣则彼所不甘。而彼国有所需求，不能停使，故为此权宜之策耳。”也就是说，新旧《唐书》都没记载任何一通日本表文。之所以不带表文，是因为如果称臣，日本人不愿意。如果不称臣，中国人也不接受。所以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典型的符合日本人“暧昧”性格的做法：一方面，因为有求于中国，所以必须频繁遣使；另一方面，又不想留下任何称臣纳贡的文字记载。所以黄遵宪认为，唐代日本对中国“以小事大则有之，以臣事君则...

中国皇帝面前称呼本国统治者呢？“天皇”一词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日本人当然不敢提起。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君主叫作国王，那在日本同样是大逆不道的。因此他们再一次采取折中手段，使用“主明乐美御德”这个名称蒙混过关。¹³⁷“主明乐美御德”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天子”二字的日语发音。唐朝人不明所以，还以为是日本国王的名字。所以唐玄宗《敕日本国王书》开头就说，“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

唐朝时日本不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宋朝时如何呢？

有宋一代，中国和日本只有民间交流而一直没有官方关系。宋神宗想和日本亲近亲近，托日本僧人给日本朝廷带了封书信，因其中写了“回赐”二字，引起天皇不满，未予回复。宋徽宗时代，又一次因为在给日本的牒文中写有“事大之诚”一句，惹恼了日本人，没能够达到建立亲善关系...

由此日本开始了与中国的“勘合制度”。然而日本人在朝贡队伍中态度最为桀骜，也最难于管理。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沿路大肆烧杀抢掳，史称“争贡之役”。

朝廷终于“震怒”，宣布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日中之间这第二次朝贡关系就这样仓促结束了。

制度”很像中国对日本曾经实行的“勘合制度”，只不过把中日地位颠倒了，把中国摆在了“入贡国”的位置。¹³⁸虽然有些中国地方官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与日本贸易是“奉外夷为正朔，忤逆朝廷而归顺日本”，但康熙皇帝大度地认为不必为这些小事计较，因此中日之间从此一直以信牌贸易的方式保持着商业往来，直到清朝后期。

因此至少从南北朝之后，日本不应该算是中国的朝贡国。事实上，和中国一样，日本从很早开始就经营着自己的朝贡圈，试图把自己放到世界中心的位置上。

第二章 荷兰是怎么成为日本“谱代大名”的：日本的朝贡体系

朝鲜和日本的历史很早就纠缠在一起，并且从一开始就“一种事实，各自表述”。正如戴蒙德所说：“在公元300年到700年之间，日本和朝鲜存在过人员和物资交流。日本人将这解释为日本征服了朝鲜，并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日本；而朝鲜则认为是朝鲜征服了日本，并且日本皇室的始祖就是朝鲜人。”

日本人认为，朝鲜半岛诸国很早就被日本征服。我曾在东京杉井区文化馆看过一场“民间文艺汇演”，其中有一个节目是祭神时的舞蹈，讲的是神功皇后（据说170年—269年）征新罗的故事。剧中表现的是怀孕的神功...

从那时候起，日本就以“中华”自居，试图在自己身边建立一个小型的朝贡体系：“在律令国家时代，（日本）模仿中华思想，构想了一个小型版的世界，日本为中心，将新罗、渤海等国视为附属国……认为唐只是日本的一个需要特别对待的邻邦。”¹³⁹...

多次朝贡于日本。9世纪时日本称朝鲜半岛诸国为“藩”“藩国”“诸藩”“西藩”已经成为惯例。918年，高丽王朝建立，日本仍称高丽王为“藩王”，将高丽看作“遐陬”的边境国家，而自称为“上邦”。¹⁴⁰到了平安末期，《今昔物语集》构建了天竺（印度）、震旦（中国）、本朝（日本）的三国佛教史观，认为世界由中国、印度以及日本三个中心国家构成，三国之下各有自己的藩属小国，世界秩序当然由这三国共同建构。

二日本人构建自己的朝贡体系的最大的一次实践，是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出兵朝鲜，并试图征服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在宁波建都，并将全世界都“沐浴在日本文化的光辉之下”。¹⁴¹

这一狂妄的计划以惨败告终，并导致日本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1600年，德川家康夺取了权力以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切断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外交联系，让日本被国际社会遗弃，被剥离在东...

们的请求前去的），因为幕府可以告诉民众，他们是来自属国朝鲜的朝贡使，从而彰显将军在海外的权威。”在德川时代，日本国内对朝鲜通信使的到来有一种普遍认识，即将其视为朝鲜国王对德川将军的“御礼”或入贡。

1609年，日本萨摩藩出兵征服琉球，琉球从此成为一个失去了大部分自主权的国家。日本征服琉球，一方面是为了借它的外壳，打着它的旗号向中国朝贡，以获得“争贡之役”后失去的朝贡利益；另一方面，日本以此扩展自己的朝贡体系。因此在向中国称臣的同时，琉球还要经常遣使前往日本谒见幕府将军，此...

因此在锁国之后，日本人在西洋诸国中给予荷兰以特殊待遇，允许其在长崎保留荷兰商馆。不过，这一待遇需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荷兰必须成为日本的“海外大名”。在今天留下的日文的文件中，荷兰确实被定位于一个日本的谱代大名。¹⁴²既然成为日本的大名，荷兰人自然每年都要“参觐交代”，即前往江户向幕府将军表达敬意。“江户参府或对幕府将军宫廷的年度访问，将...

众所周知，在欧洲强国中，荷兰人的身段是最柔软的。为了继续赚钱，荷兰人欣然接受了这个定位。1642年，荷兰总督在一封写给江户的信中甚至表示：他和他的下属们愿意流尽“他们的最后一滴血，为陛下服务，保护日本王国”。¹⁴³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帮助日本平定过叛乱。

就这样，日本建立起了北起朝鲜、南到琉球、西及荷兰的外表看起来颇为雄伟的朝贡圈。不过，日本人自认为他们的朝贡圈比这个还大。1610年，幕府将军在致中国福建总督转中国皇帝的信中曾说：日本“教化之所及，

第三章 日本人的神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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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自认为日本是世界中心，有一个“理论依据”，那就是日本不是普通国家，而是“神国”。日本古语“加弥那加拉么弥哥拉希罗希眉斯窟尼”的意思就是“唯神之国”。¹⁴⁴

基于古老的传说，日本人历来认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神造国家”，自己是“天孙民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高贵和优秀。由于日本地处海中，外敌入侵很难，因此平安朝以后（794年以后），日本人又诞生了一个观念，就是日本是“大神镇护之邦”¹⁴⁵，不会受外敌侵入。

9世纪，新罗军队侵扰博多，日本人给神社的祈祷文中说：...

如前所述，虽然日本从奈良时代即740年就开始自称“中国”“华”，但是这一叫法只是偶一为之，在当时并不普遍。

从隋唐时代开始，日本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出现了一种“崇拜中国”的热潮。很多日本读书人接受儒学之后，也不得不接受“华夷秩序论”，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夷狄，无法改变，以至于有的日本人“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以自己生为夷狄而悔恨痛哭”¹⁴⁶。但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式中华主义”突然崛起。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彻底完成，日本对外来文化进入排斥厌倦期，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告别了身为小国和“夷狄”的自卑，转而认为，日本比中国更有理由自称“中华”。

约；万国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也就是说，日本居于天地之正中，大海环抱，列岛交通便利，又不忧外敌入侵。所以“自人皇迄于今日，经二千三百年，而天神之皇统竟不违”¹⁴⁷。两千三百年，天皇家族的皇统一直延续。

因此他说，如果以“水土沃”（自然条件优越）与“人物精”（人物杰出）这两个标准判定，天下本有两个国家可以称为“中国”，一个是“本朝”（日本），一个是“外朝”（中国）。他在代表作《中朝事实》中说：“夫...

除了日本皇位不绝而中国改朝换代外，更主要的是，满族入关标志着中国已经“华夷变态”¹⁴⁸，“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橫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满族入关对东亚世界的精神冲击甚至超过元朝灭宋，因为他们要求全中国剃发易服。朝鲜人李土甲就说：“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¹⁴⁹...

日本学者因此也普遍认为清朝的建立标志着过去的中国已经沦为“夷狄”。南京船“元顺”号遇到海难，清朝人漂流到日本，日本人这样记述：...

日本当时不过是一个闭关锁国的东亚弱国，因此这一计划看起来如同梦呓，不过它再一次证明这个小国从来没有放下内心深处征服世界的野心。

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会泽正志斋（1782年—1863年）的《新论》一书曾在一时间被幕末维新志士奉为“圣典”，对幕末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¹⁵⁰该书开篇便说：

神州（日本）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也。天日之嗣，世驭宸极，亘古不易，乃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诚宜照临宇内，皇化远近。而今西荒蛮夷（西洋各国），以胫足之贱，奔走四海，蹂躏诸国，渺视跛履，敢欲凌驾上国。¹⁵¹...

西伯利亚、支那本土、缅甸以东的东南亚、爪哇、苏门答腊、东经170度以西的北太平洋海域及其岛屿。经济圈指为维持东亚共荣圈而提供生产资源的区域，即指上述防卫圈及印度、澳大利亚这一范围。¹⁵²

石原莞尔说，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是让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日本的秩序成为世界的秩序，日本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将围绕何者为世界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的大决战，打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通过这次战争“决定是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美国总统统治世界，决定人类最后的命运”。这是决定究竟由东洋王道抑或西洋霸道统治世界的战争。日本要努力争取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样世界将在日本领导下实现大一统，实现所谓“永久和平”，世界将在天皇的领导下成为王道乐土。这些梦呓并不是凭空发出的，它

第四章 “倭寇”是怎么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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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这种历史表述是不准确的。“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它的彻底消失也不是因为戚继光的打击，而是因为丰臣秀吉的一道命令。说到底，倭寇的出现与消失，都主要是由日本历史机制而不是中国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它因日本历史乱局的出现而兴，也因战国的结束而彻底结束。

那么，日本人管“倭寇”叫什么呢？叫“英雄”或者“好汉”吗？当然也不是。日本史书上管他们叫“海贼”或者“恶党”。所谓“海贼”就是海盗，“恶党”就是凶徒。这说明，在日本人心目中，这些人也不是好人，是体制外的反叛力量。

如前所述，“蒙古来袭”虽然被天降的“神风”击退，但是对日本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受“蒙古来袭”破坏最严重的是日本西南及九州沿海一带，因为这一带是防御蒙古的重点，这里的百姓被大量征发，修建规模巨大的沿海工事，导致战后这些地方经济破产。镰仓幕府又无力补偿这里的武士，导致这些地方陷入全面贫困化，武士破产，百姓流亡。幕府权威因此崩溃，日本先后进入南北朝和战国这两个动...

这些“海贼”与日本历史上的其他海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非常仇恨高丽人，因此头一次把抢劫的范围扩展到海外，远征高丽，大肆劫掠。

为什么仇恨高丽人呢？因为“蒙古来袭”时入侵日本的军队是蒙古与高丽联军，高丽人鞍前马后非常卖命，因此日本人对高丽恨之入骨。“早期倭寇活动的发生多是由于蒙古进攻、灾荒导致极度贫困，以劫掠他国财物、人口以及粮秣为目的，同时也带有遭受蒙古进攻过后的北九州地区住民的鲜明报复性心理...

所以“倭寇”这个名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由高丽人送给日本“海贼”的，最早出现在《高丽史》1350年的记载当中，这时中国还处于元朝统治时期。¹⁵³...

贸易一直持续进行。朱元璋切断了所有贸易渠道，反而让日本社会对中国物资更加渴求，因此也强化了倭寇入侵的动力。因此在朱元璋统治后期，倭寇大批扑向中国，对中国沿海一再侵扰，搞得朱元璋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不过到了他的儿子永乐帝上台后，倭寇的侵扰却一时消失了。这不是因为永乐帝征剿有方，而是因为日本的南北朝结束了。1392年，足利义满消灭了南朝，室町幕府统一了日本。足利义满羡慕其他国家从朝贡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因此以“日本国王”的名义加入了中华朝贡圈。永乐二年（1404年），中日“朝贡贸易”（也称“勘合贸易”）...

很显然，嘉靖皇帝重复了朱元璋的错误，而且错得比朱元璋还严重。因为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后期，各地经济繁荣，对中国商品的需要量大增。明朝人姚士麟说：“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杭州）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江）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特别是迅速发

第五章 倭寇里为什么有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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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明朝后期的倭寇，实际上是中国海盗、海商与日本“海贼”合流的结果。因为在中日贸易当中，获利的不只是日本人，也有中国人。

在“争贡之役”以前，中国沿海虽然也有走私现象，但是并不严重。嘉靖海禁令一下，走私贸易规模迅速扩大。据万表《玩鹿亭稿》记载，“敝府（指宁波一带）在成化弘治间并无通番者”，到正德末年“始渐有之，然亦只一二人可数”。但到了嘉靖初年，“通番者”已经“不可数计”。来往于浙江附近海域的船队规模庞大，航行于舟山群岛的商船就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¹⁵⁴。福建沿海海外贸易的传统更深，到嘉靖年间，商人纷纷“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远航海外，“与番舶夷商货贩方物”。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前往日本贸易的福建商人遭遇台风，仅漂流到朝鲜的就多达一千多人。¹⁵⁵...

本固然重要，其实对明朝也不是坏事。从国家层面来看，中日贸易推动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过程。我们都知道，推动明代白银货币化的一大动力是美洲白银。事实上，除了美洲白银之外，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白银来源。1530年以后，日本采用了从朝鲜传来的银矿石精炼法，白银产量激增，巅峰时期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至有“银岛”之称。顾炎武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日本白银通过贸易大量流入中国，有力地促进了明中晚期的经济繁荣。¹⁵⁶...

福建更是如此。福建九龙江口地区民众以当海盗为荣，“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福建月港上万户民众都以海上走私为业，“僻在海隅，遥通夷岛，生聚蕃盛，万有余家，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寝成化外之风”。“其俗强狠而野，故居则尚斗，出则喜劫，如佛郎机、日本诸夷。”福建诏安湾很多民...

然而，明朝政府对这种社会变化深恶痛绝。他们把这些违反中国政府禁令、背弃了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一概称为“倭寇”。不光参与海上武装走私的中国人被明朝政府当成“倭寇”，甚至葡萄牙人和东南亚人也被当成“倭寇”的一种。田中健夫在《倭寇》中说：“这个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参加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这时在东亚海域初现身姿的葡萄牙人被当作倭寇的同类对待。”除此之外，东南亚的海商、海盗也...

因此，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所谓“倭寇”问题，实际上是贸易问题。万历时期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分析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海盗就是海商，他们能贸易的时候贸易，不能贸易的时候抢劫。因此，海禁越严，倭寇就会越多：“禁愈严而寇愈甚，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中日海上力量结合可以各取所长：中国人以日本武士为先锋，可以让中国官兵丧胆；日本人以中国人为向导，更熟悉中国情况。不过总的来说，在明朝后期，倭寇中日本人即“真倭”的比重下降，而由中国人和朝鲜人构成的“假倭”数量上升，并成为倭寇的主流，16世纪时大规模倭寇活动的领导权更是多由中国海商头目所把持。¹⁵⁷《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吾学编》称：“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筹海图编·经略·叙寇原》载：“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人，而其实出于日本者...

禁止，不突出个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戚继光以一体赏罚作为纪律上的保证。在进攻时，如果一个团队中有一人临阵脱逃，则其余人均要被严惩。撤退时，如果团队中还有人陷在敌阵中，则这个人所在的团队必须全部回去救援。戚继光部队的另一个特点是只收朴实的农民而不收市井之人，因为只有质朴可靠的青年农民才能不打折扣地贯彻“鸳鸯阵”的严格战术。

这些显然是借鉴了日本人的经验，“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取得了成效。

底终结倭寇的力量，则来自日本。战国时代结束后，日本恢复了国家秩序，倭寇彻底失去了生存空间。丰臣秀吉在统一的过程中，在通过“太阁检地”“兵民分离”等措施强化对内地的控制的同时，也没忘了对“海贼”的控制。1588年，他颁布《海贼停止令》，要求沿海大名要完全杜绝海贼活动，“诸国海上贼船之行径，严令停止”，“但凡乘舟楫者，当速至其所在之地地头代官处订正造册”。¹⁵⁸

第六章 丰臣秀吉为什么要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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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誓旦旦地不断重复让我相信，秀吉的母亲应该确实做过这样的梦。一方面，如同洪秀全那个升天奇梦一样，这个梦被丰臣秀吉反复用来解释自己本来无法解释的传奇般的成功人生。

另一方面，巨大的成功也给了秀吉超乎寻常的自信。登上权力巅峰后，他参拜镰仓鹤冈八幡宫，面对源赖朝的木像说：“说起出身卑微而能取得天下的人，只有我和你两个人。但是，你原是源氏的嫡男，在东国有许多旧部。

听到日军已经占领汉城的消息后，丰臣秀吉又发布了更为详细的“明征服二十五条计划”，分配了征服朝鲜和中国之后的统治权。在丰臣秀吉的构想中，战后日本的首都将从京都迁移到北京。空出来的日本四岛，则分封给天皇太子。此外，还要多封几个“关白”分别统治东亚：...

第一个原因与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有关。上文说过，日本人认为世界上只有日本、中国、印度三个大国，而日本是独一无二的“神国”，由日本统一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这在室町时期“三国一”和“三国无双”等流行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第二个原因是大规模统一战争的惯性。世界历史上，连续的战争胜利，总是会刺激着统治者将战争继续下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马不停蹄地出兵南粤。元朝统一中国后，还要跨海远征日本。日本人的好战性格，更导致日本历史有这样一个规律：只要国家初步统一，通常都会立刻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白江口之战、丰臣侵朝和后来的甲午战争，都是这样。

长期的征战和不断的胜利刺激起了秀吉对领土、财富、人口的更大欲望。统一战争完成后，百练精兵无处使用，对秀吉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因为很多武士对土地分封不均不满，希望获取更多的土地。荷兰蒙塔纳斯在《日本志》中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目的……至少是为了使其（封建主和武士）有事可做，不让他们在太阁的领地内捣乱。如果他们胜利了，就把征...

全国的过程中，秀吉得益于商人的资助甚多。《太阁记》中记载，在丰臣秀吉出征九州时，堺市商人津田宗及和博多商人岛非宗室、神屋宗湛等都曾随军行动。长期繁荣的中日官方贸易，给中日两国社会都带来了巨大好处。但是明代后期的禁海令，使中日贸易关系受到巨大冲击。国内统一战争结束以后，“这些豪商巨贾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迫切要求开展海外贸易”¹⁵⁹。正如日本学者铃木良所说的：“在侵略朝鲜的问题上，是那些特权商人急不可待地要求向海外贸易，起了积极的推动作...

事实上，在登上权力巅峰之初，丰臣秀吉曾经多次谋求以和平手段返回中国朝贡贸易圈。1586年，丰臣秀吉就曾派遣使臣至明朝要求通商，遭到拒绝。¹⁶⁰在壬辰朝鲜战争之前，丰臣秀吉又数次遣使朝鲜，试图请朝鲜做说客，游说中国同意恢复朝贡贸易。日本使臣对朝鲜人说，“中朝久绝日本，不通朝贡”，丰臣秀吉深以为耻辱。¹⁶¹然而朝鲜以“人臣无外交”为理由，拒绝充当中间人。在后来的停战谈判过程中，恢复官方贸易也是日本方面最看重的一个条件。日本人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说开战的主要原因是明朝不许日本进贡：“日本人囊日多被杀戮于大明南边，大明亦不许进贡，而独于朝鲜许贡，今又来护如...

1592年，秀吉致书关白秀次，说“征服高丽和中国，是全不费工夫的事”。¹⁶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是基于倭寇的经验。

天正十八年（1590年），丰臣秀吉向倭寇首领汪五峰（即王直，又称汪直，“五峰船主”）的余党询问明朝的实力，这些人汇报说：“吾等曾以二百余人，自南京地劫掠横行，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还。唐畏日本如虎，...

最后一重原因，可能是秀吉的丧子之痛。我们从前文所述秀吉接见朝鲜使臣时仍然怀抱幼子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中年得子的秀吉对这个孩子是何等喜爱。然而很不幸，这个孩子第二年就夭折了。《加藤清正记》《太阁一记》等日本古籍称，丰臣秀吉兴兵朝鲜，是为了

第七章 明朝为什么能击败丰臣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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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年4月，日本十五万大军分乘七百余艘舰船，渡海展开了侵朝战争的第一阶段。

一开始，日军确实所向无敌。他们采取闪电战术，二十天攻破汉城，六十天占领平壤。朝鲜“二陵被烧，三京陷落，五庙被夷，八路被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惊人的。朝鲜君臣仓皇奔往义州，向明朝求救。日本进军之所以如此顺利，第一个原因是经历了“战国时代”锤炼的日本军队确实是一支精锐之师。日军的利器除了传统的武士刀外，更有先进的火绳枪。当时日本主攻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火器化¹⁶³，配备了射程在80—100米的火绳枪，并采用了织田信长发明的三排轮射方式，威力巨大。而朝鲜仍然以冷兵器为主，火器只有落后的铳筒，射程近，精准度差。战前日本使臣看到朝鲜军队的装备后，就曾经轻蔑地对朝鲜官员说：“汝辈枪杆太短矣。”因此相对朝军，日军的军事技术优势近似隔代。[^3...

第二个原因，是朝鲜已经承平二百年。日本侵朝这一年恰逢李氏朝鲜建国二百周年，二百年来，朝鲜王朝没经历过战事，武备废弛。日军所经之处，都未设防，所以如入无人之境，“沿海郡县城堡，望风崩溃”。因此战争的第一阶段以朝鲜大部分领土陷落为结果。

1593年1月5日，中国军队抵达平壤城下。1月8日晨，壬辰朝鲜战争中最波澜壮阔的平壤之役爆发。明军巨炮齐轰，开始攻城。日军死守城上，以火绳枪向近距离攻城的明军射击，战况非常激烈。最终的结果，是明军的大炮给城上的日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日军退出平壤城。《日本战史》称，平壤之役使日军减员约九千人。¹⁶⁴这一战彻底扭转了朝鲜战争的走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

因此终明一代，火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威力之猛、制造之精巧，都是前所未有的，开创了中国以火器为主的冷热兵器并用的新时代。

负责全军调度后勤的宋应昌在《经略复国要编》里详细记载了明军所携带的武器：...

，至于倭众亦觉无多损失。则鸟铳之种于军用也，亦甚彰彰明著矣。”就是说援朝战争，中国人马十万有余，加上朝鲜兵，不止三十万，但是日本人只凭三千名火绳枪手，就能与我们相抗，打了个平手，可见火绳枪的威力。

碧蹄馆之战后，由于日军在汉城的兵力占优，明军回到开城修整。不打不相识，双方都认识到对方的力量不可小觑，哪一方都无法迅速取胜，因此战争进入了第三阶段：议和。

二...

然而，在中日双方两位“外交奇才”的操作下，双方的谈判居然有滋有味地进行了近四年，而且中间还取得过“重大成果”，就是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国王。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两个人碰到一起，将本不可能成功的和谈热火朝天地谈下去了。其秘诀当然是东方外交史上惯常的“欺瞒外交”。双方都没有把对方的要求完整真实地汇报上去，经常伪造公文，改头换面，将“他要你磕头”，翻译成“他向你磕头”，让双方统治者都很满意。

谈来谈去，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正月，双方谈判终于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达成了先封丰臣秀吉为王，其他后续再谈的“一致意见”。

事实是，完成册封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半年多的谈判，日方力争的重点，一是尽早重开中日贸易，二是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王子，以确保日本对朝鲜的特殊优越地位。这两点无论沈惟敬如何巧舌如簧也无法劝万历皇帝答应。丰臣秀吉终于失去耐心，谈判破裂，日本重新出兵。万历皇帝这才发现沈惟敬是个“大忽悠”，将他斩首了事。

但是海上日军却日益不支。朝鲜名将李舜臣以他发明的独具特色的“龟船”，给日军造成重大杀伤。造船术一直是日本的软肋。日本国内大型舰只并不多，战争中征用的大多是矮小的民船。

首先，它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破坏。这场战争是朝鲜历史上经历过的最大灾难之一，给朝鲜造成的人口损失可能高达两百万，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特别是日本人在第二次入侵时推行的焦土政策，导致朝鲜经济彻底残破，战争结束百年之后，朝鲜的耕地数量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战争结束两百五十年后，曾经的王宫景福宫仍然是断壁残垣。

战争也加速了明朝的衰落，并为明朝被推翻埋下了伏笔。为了支持战争，明朝共耗费了两千六百万两白银，使国库一贫如洗。正如《明史》所云：“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特别是作为明军主力之一的辽东军损失很大，直接导致无力压制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乘机壮大，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德川家康则成了朝鲜战争的唯一受益者。战争结束后，他取代丰臣家成了日本最有权势的大名，并在不久后开创了江户时代。吸取丰臣的沉痛教训，江户时代二百余年闭关锁国，不敢再进行征服世界的尝试了。从东亚史全局来看，万历朝鲜之役的结果是重新平衡了东亚... 一

如果问日本人国民性中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集团主义”。

2015年，一个叫汤川遥菜的

第四编 日本人的国民性

第一章 日本人“集团主义”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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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和我们中国人熟悉的“集体主义”似乎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相当不同。中国式的“集体主义”指的是一种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很多人在行为上是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而在日本，“集团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日本不存在游离于集团之外的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抱团式”生活，由此形成了“人必须生活在集团当中，离开集团无法生存”的思维定式和“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本能。如果我这么说您还没有理解“集团主义”...

生的合群习性。他们活像一群飞雁，总是成群结队进行活动。”¹⁶⁵你在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经常会看到一群群的日本人，戴着同样的帽子，穿着和长相都差不多，手上拿着相机，跟着向导一队队地集体行动。

尚会鹏对日本社会观察的结论是，无论任何时候，一个日本人都需要优先考虑集体利益，个人的得失总是被放在次要位置。所以，日本人不太提倡内部竞争。有一次，他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做客，主人的孩子刚刚参加完学校的歌咏比赛。他问孩子获得了第几名，结果孩子没有听懂他的问话。主人解释说，在日本学校中，这类比赛从来不记个人名次，只...

因此，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生活方式和性格特征，可能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形成，构成了所谓“绳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种特征也没有受到破坏。之所以没有受到破坏，是因为日本历史上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体制。日本地理的第四个特点是没有大的平原。中国有四大平原，东北平原面积三十五万平方千米，华北平原三十万平方千米，长江中下游平原二十万平方千米，关中平原四万平方千米。而日本最大的关东平原，面积不过一万六千平方...

日本人在谈到自己所处的集团时，经常会用“家”这个字。但是日本人的“家”和中国人的“家”不同。日本人常以“我家”来称呼自己的工作单位，而将对方的公司称为“你家”“府上”。¹⁶⁶日本人所说的“家”实际上是集体，而不是血缘家族。即使在古代，日本人的“氏族”“家族”也不是单纯的血缘群体，而是通常包含大量非血缘关系的人。“参与家务的佣人也能按模拟的血缘关系而成为家族的一员，这一点是日本家族制度的突出特色。”日本人的“家族”更像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只要成员能为共同体尽心尽力，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在家族中都有其相应的地...

集团，以血缘为唯一标准，维护同血缘亲人的利益。而受母系氏族文化的影响，日本社会自古血缘关系就不那么明晰。在传统时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日本人没有姓氏，普通日本人没有强烈的家族观念，不祭祀自己的远祖。中国南方传统村社以家族祠堂为中心，而日本村社以神社为中心，神社中的神灵保佑本村的所有家庭，并不区分血缘。日本式的稻作生产中很多环节经常需要全村集体配合，一般分析者都认为这也是强化日本人合群性格的重要因素。

饭团志向”。“饭团志向”是日本著名漫画家弘兼宪史制造的一个词，意指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就像一个结实的饭团一样，有很强的黏着性。那些散落在饭团之外不懂规矩的米粒们，会被视作读不懂空气的人。¹⁶⁷今天的日本社会，一句比较厉害的骂人话可能是“KY”，即“不会阅读空气的家伙”，即不注意周边的氛围，打破现场气氛的人。日本人经常使用“B型血”来讽刺“个性强的人”，认为B型血的人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自以为是、不合群。¹⁶⁸一个总是刻意强调自己不同，做事不遵循常规的人，在美国甚至在中国都会被认为富于个性，比如美国的乔布斯和中国的马云。但是在日本，这类人通常会被认为是“自我中心”的人，很容易遭到冷遇或排斥。日本软银总裁孙正

第二章 日本人为什么特别守规矩：“村八分”“等级意识”与规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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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如前所述，集团式的生活方式导致日本人保留了比较强的自治能力。

福山说，对一个社会来讲，“自发社交能力”（spontaneous sociability）是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本，它是指人们结合成新社团，并在新的框架中合作的能力。“在自发社交能力欠缺的地方，政府常...

什么叫“村八分”呢？要弄明白“村八分”先得了解“村十分”。按照江户时期“御定书百条”的规定，农民们在十个方面，也就是“十分”，应该互助，这十个方面是“出生、成人、结婚、建房、火灾、水灾、生病、葬礼、出行、法事”。谁家里遇到生孩子、结婚、盖房子等这样的大事，全村人都要前来帮忙。

不会从其他村民那里找到工作，他的房屋及其附属建筑可能被放火焚烧，农具会被毁掉，牲畜会遭受伤害，他的耕地满布杂草，有时他本人会遭到身体侵害。可见，对抗村庄共同体面临着多么严厉的惩罚！”¹⁶⁹

和日本不一样的是，在欧洲，一户农民受到排斥，可以选择离开，到其他地方从头开始。但是日本江户时代却不允许农民搬家，也不能改变职业。所以如果一户人家被“村八分”了，余生当中每天看到的只有其他村民的鄙视的眼神。有的地方连神社也参与“村八分”，不许这家人参与神社祭祀，让他们失去最后的精神寄托，陷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间炼狱之中。

等级制度对日本人性格的影响之一，是形成了日本人“规矩带来安全”的意识。

等级制并不仅仅意味着等级低的人对等级高的人卑躬屈膝，因为它约束的不仅是下一等级的人，也约束上一等级的人。也就是说，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中国秦以后的专制关系强调“只有臣错无主错，只有妻错无夫错，只有子错无父错”。但在日本的等级制中，不论是上级还是下级，都需要恪守自己的义务，谁都不能破坏规矩，百姓固然不能...

幕府的将军。在一些有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乘舆，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不致被扣压。尽管农民呈递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则立即审查，其判决约有半数对农民有利。……

历代德川将军中的最开明者甚至设置了“诉愿箱”（控诉箱），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议投进箱中。只有将军持有打开这个箱子的钥匙。¹⁷⁰

在家庭当中，虽然日本式的家长制也是很严厉的，但是与专制父权的性格也不相同。

如同“无壳蛋”一样挤在一起，导致日本人性格中看似矛盾的两种倾向。一是日本式独特的“依赖”意识。西方人崇尚独立，而土居健郎说：“日本人一直崇尚依赖心理，他们认为相互依靠是人类理想的桃源世界。”¹⁷¹另一个则是日本式的独特的人与人的距离感，即“分寸感”。

中国人公认的美德是“热情”，最善的人际关系是“亲密”，有索取就有回报，对他人的要求也多，也就是“如鱼得水”；而日本人最大的美德是“得体”，是“不给人添麻烦”，人际关系的最佳距离是不过于亲近，不侵入

第三章 日本人为什么会“过劳死”：员工就是“武士”，企业就是“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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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一个名词，叫“猛烈社员”。这是指这样一类人，他们不顾一切地为公司卖命，常常是早上七点多钟出门上班，晚上十一点左右回家，甚至周末都用来参加公司的社团活动或者加班。这种人在中国国企中也有，不过为数不多。在中国他们通常被领导大树特树，成为楷模。而在日本，这样的“猛烈社员”却相当普遍。“几乎所有担任课、处级的人员和相当数量的工人都是这样的。”¹⁷²...

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说：“事实上，日文中没有‘领导’这个词。日本人表达这个概念，就只好用所谓‘亲—子关系’。”另一位日本学者也说：“日本的公司，基本类似一个家庭，把公司的总经理尊为‘亲父’。在西洋公司中不认经理为父，而是叫‘老板’。”¹⁷³...

因此，武士要以生命回报主君，为了主君的利益，万死而不顾。正如日本学者樱木庄太郎所说，主君“是用财产的一部分换取从者的生命”。¹⁷⁴

日本武士的生活，是典型的集团生活。在传统时代，武士们世世代代生活于武士团中。“武士们生在武士团，死也可以葬在武士团内，武士团为武士由生到死提供了一整套的生活安排。”¹⁷⁵...

采用“年功制”来确定一个武士的地位，武士在武士团的时间越长，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经济利益也就越多。因此，武士们一旦选择一个武士团后，通常会一直效忠下去，没有极为特殊的变故，不会中途离开。¹⁷⁶武士最害怕的是被团体开除而沦为“浪人”。“浪人”的境遇通常非常悲惨，只能从事副业苟且偷生。¹⁷⁷

所以武士的“忠”也包括对集体的忠诚。对武士们来说，集体的利益和荣誉大于个人。因此在生活中，武士必须严格遵守武士团的规范，不能有损武士团的荣誉。在战争中，每一位武士都要担任特定的战争任务，各司其职、...

当然，日本人的感觉可能和崔卫国不同。研究者认为，日本人在企业中，通常并不觉得自己会因为卖命工作而失去个性，失去生活，反而觉得很自豪，很充实。他们热情地高唱公司的歌曲，胸前佩戴公司的徽章，引以为荣。正如山本七平所说：“我们勤奋劳动，是我们信仰劳动，对于我们许多日本人来说，做好一件工作，帮助自己的公司成长、繁荣，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东西。”¹⁷⁸因此才会出现“过劳死”这样的日本式名词。

第四章 “集团主义”的利与弊

说，都是“集团”。H.卡恩甚至把日本叫作“日本株式会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下，集团的重要性也不同。在战时或者其他危急时刻，国家这个集团当然更重要。关键时刻，很多日本人真的能做到“以国为家”。《望乡》这部电影，反映日本在20世纪初，日本政府动员了一批妇女到南洋去卖淫，以其收入支持日本建设。这种事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检测能力不足对各国都是难题。日本首富孙正义挺身而出，表示自己愿意出钱提供100万份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帮助对抗疫情。如果在世界其他国家，此举肯定会被赞扬，唯有在日本，孙正义的提...

，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和而不同”。少数人未必需要服从多数人，坚持己见未必就是吵架，“和”并不意味着统一，而是强调“和而不同”。孔子强调两个方面，“和”与“不同”，和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话而已，而是要有个性。只强调“和”而不强调不同，这可能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原型。

…………...

“当时的状况与气氛，每个人都是没有自信地窥视着别人的脸色发表意见。”¹⁷⁹最终军部中的中下级军官成为推动战争前进的主要动力。“当时的政府阁僚、重臣，包括天皇在内，虽然都表示了反对战争的意向，但却未能制止战争的这一事实，充分看出日本的习惯特征——尊重调和的集团决定意志是多么可怕。”¹⁸⁰

四...

量排外事件，“攘夷”是社会的主流主张。但是当“明治维新”大政方针一定之后，几乎整个日本都翕然景从，各项改革措施虽然剧烈，但是没有遇到强大的阻力。不能不说，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日本人的国民性密切相关。同样，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普通民众对天皇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中，……对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¹⁸¹但是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一夜之间就被拥戴起来，重新成为最高权威，人人都“发自内心”地尊崇天皇，愿意为他而献身，这在其他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戊戌变法模仿日本式的“快变”“大变”“全变”遭遇惨败，就是因为康有为等主导者不明了中国和日本社会的根本不同。与此类似，二战当中，美日成为死敌，日本举国仇美，不共戴天。但是美国占领日本之后，日本人马上表现出发自内心地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菊与刀》解释说：“日本人的行为则好像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

所以日本人集团主义性格的优点是权威集团走对了路，整个社会也跟着走对了。但是当权威集团做了错误的选择，则整个社会也错得异常彻底。日本在二战当中表现极端的战争狂热就与这种特性有关。

第五章 匠人精神与日本人的性格

鲁迅认为日本人身上最大的长处是认真。在和日本人的接触中，我也经常感觉到日本人通常都比较认真。为了写这本书，我经常问一些日本朋友问题，比如他们怎么看待“鬼”或者“灵魂”，他们通常都不会当场回答，说“我要想一想”。这种反应一开始让我感觉很郁闷，认为和日本人交流太费劲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能直接回答。但是第二天，他们可能会给你发来一段很长的文字，详细论述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在日本社会，大部分人可能是怎么看待的。

中国学者邓芳在东京大学教学将近10年，为了练习汉语会话，她经常问学生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比如“你周末做什么了”之类，她发现对这样简单的问题，日本学生一般也不肯随意回答，有的学生甚至要翻开记事本确认...

确实，直到今天，日本农民的完美主义仍然是很突出的。日本生产的一些水果，如西瓜等，价格高得离谱。日本一个大西瓜的价格要高于优衣库一条牛仔裤的价格。因为这些水果从播种到在超市或百货店上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¹⁸²对日本农民来说，大小不一的西瓜不能卖，形状不浑圆的西瓜不能卖，花纹不美的西瓜不能卖，绿皮上只要呈现出黄斑的西瓜也不能卖...

这本书中我反复讲的一个观点是凡事都有两面，“匠人精神”也是如此。匠人精神发展到极致，在日本企业发展中，也产生了负面作用。

京都大学教师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回顾了日本IT（信息技术）制造业几十年的荣辱史。他认为由于匠人精神过于强烈，在两个方面损害了日本制造业。第一是日本企业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而忽视了产品的标准化与通用化，严重缺乏低成本量产能力。第二个是日本企业过于苛求性能与指标的极致，忽视了市场实际需求水平，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在研发上不能及时调整产品。

注释：

第六章 “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日本人的强者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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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日本历史的一个集中关注点，是明治维新。

有一个日本朋友说，他发现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他聊起日本来，都会提到明治维新，而一般日本人对这段历史反而没那么大兴趣。

其实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在世界剧变面前为什么能这么迅速地转身，而且变得这么彻底？

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将舰队停靠在浦贺冲，7月14日，他在久里滨海滩上岸并将美国总统的亲笔书信交给了江户幕府。次年，美日两国在神奈川缔结了和亲条约。这一系列事件结束了幕府支配下的锁国状态，成为推动日本回归世界的原动力。

佩里航行48年后的1901年7月14日，日美友好协会在这与日本开国有重要关系之地，建起了纪念碑。

公园里还有一座规模不大的二层的佩里纪念馆，里面展出了很多与佩里在此登陆有关的图片及实物模型。从这些展出的内容可以看出，日本人对黑船来航的评价，没有“一分为二”，而完全是正面的。介绍文字中没有这一事件“虽然客观上有利于日本但毕竟是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之类的表述。¹⁸³

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事件的整体心态，正如同福泽谕吉所写的那样：“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¹⁸⁴

第三次向外国学习则发生在二战战败之后。美国占领日本之后，非常担心日本人的抵抗和报复，然而这种行为没有发生。《菊与刀》说：...

物馆、火车站、银行，规模都很大。而这些“浩大”，又都是建立在“精微”的学术基础上。欧洲人学术之精微，如同茧丝牛毛一样。这显然是将欧洲文化推崇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尽善尽美的高度。

福泽谕吉这样表达他的“精外”或者说“自卑”思想：

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

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问题，按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件可向西洋夸口的。日本值得夸耀的，……只有山水风景而已。¹⁸⁵

这差不多可以称为“民族虚无主义者”了。

西村茂树（1828年—1902年）的观点也与之类似。明治元年（1868年），他上书岩仓具视说：...

欲立之，此政体乃适合人民固有天性之物，何以不立之？吾人今日欲用铁道、汽船及其他万般机械，非因西洋用之而吾人亦欲用之，此乃为吾辈平民之便利，何以不用？所以，倘若吾邦固有事物中有便利于民者，又何须废？

吾人的目的不是把我国西方化，而是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因此，从此以后不要说把吾人的衣服做成西洋式的。¹⁸⁶

意思是说，今天西洋的一切东西，也不是今天的西洋人发明的，而是全人类几百年来积累起的文化成果。今天的西洋人是在模仿，我们也是在模仿，有什么可以自卑的呢？说学外国就可耻，固守自己就光荣，这大错特错了。

五

和中国一样，日本在近代也一度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中国人近代以来备感屈辱，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集体悲情心理和“受害者意识”。我还清楚地记得中学历史课堂上讲到近代史时，教室里的压抑气氛，和少年的我心中涌起的强烈悲愤感。

日本人却没有形成这种集体心理。

第七章 武士道就是赴死之道

二

武士是为战争而诞生的，因此武士道首先是赴死之道。《叶隐闻书》开头就说，“武士道即谓死”。¹⁸⁷...

上一旦你被死亡的恐惧抓住，眼前顿然漆黑一团，难辨敌人，手中的剑就会胡乱挥舞，没能击中对手，就会伤及自己。谁先沉静下来，看清对方，看清了敌人影子，就等于先看到了死；看到了死，心就会静。¹⁸⁸

因此杀人技艺的最高层次，不在武功，而在精神上的专注。欧洲的骑士精神依赖基督信仰，而东方的武士则是从禅宗获得精神力量。

我们都知道，佛教主张四大皆空，因此佛教能帮助人破除死亡带来的恐怖，解开对肉体的眷恋，明心见性，“破生死关”。而佛教中的禅宗一路又讲究单纯、决断，更能帮助人“专注一念”。“因为在武士心中，哪怕是理智...

多说一句，日本人之所以喜欢王阳明，是因为王阳明的心学得益于禅宗者极多，特别是重直觉、尚顿悟的思维方式，距离禅宗比距离原始儒学更近。

三...

确实，上层社会的精神和价值通常会对整个社会起到巨大的示范作用，武士道影响了日本人国民性的形成。新渡户稻造说：“日本民间的娱乐和教育的无数渠道——戏剧、曲艺场、说评书、说唱、小说——都以武士故事为主题。农夫围着茅屋中的炉火不知疲倦地反复说着源义经及其忠臣弁庆，或者勇敢的曾我兄弟的故事，那些黑黝黝的小淘气包津津有味地听着，都张大了嘴巴，直到最后一根柴薪烧完，余烬也熄灭了，他们的心还在因为刚听过的故事而...

首先是对集团的忠诚。如前所述，“忠”而不是“孝”，是日本人集团主义精神的核心。

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四十七义士把生命献给主公的故事。

元禄十四年（1701年），在一次大名觐见幕府将军的仪式中，赤穗城城主浅野长矩与幕府官员吉良侯发生冲突。浅野拔刀而起，砍伤了吉良。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奈良有个很小的古刹，叫“暴死寺”，香火很旺，每天都有人来此烧香参拜，祈求自己“暴死”。¹⁸⁹

日本人性格中的隐忍与镇定，与武士阶层的示范应该也有关系。

对武士来说，为死亡做准备，不是从成年开始，而是从小开始的。

木曾义昌的父亲在决斗中杀死了一名武士。第二天深夜，六岁的木曾义昌被父亲带到离死者两里远的地方。父亲用刀抵着他的背脊说：“到树林里去，那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死你。”木曾义昌战战兢兢地走进阴森可怖的树林，完成了任务。¹⁹⁰

事实上，在传统时代，几乎所有的武士在小的时候都经常听到父亲以死威胁。他们经常用古代武士从铺底下抽出刀来杀死坐姿不端的孩子之类的故事吓唬小武士，稍大一点，父亲们就自己拔出刀来扬言要杀死他。就像木曾义昌的父亲所做的那样。¹⁹¹

虽然有很多人赞美武士道，但是在我...

切腹这种做法之所以诞生，是因为武士们迷恋通过死亡的过程来夸示自己的勇敢。据说切腹的起源是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切腹过程越惨烈，武士就越光荣，这种野蛮时代的做法一直到近代还被武士们效仿。1868年日本外交史上发生了著名的“堺事件”，日本堺市的警卫队长箕浦猪之吉率领部下攻击登陆的法国水兵，导致十余人死亡。事后二十

第八章 青年日本与老年中国

...

赏。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蒋介石回国后虽然位高权重，可是终生生活简朴，每餐只吃一小碗饭，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据说，这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蒋介石自己说，这样严格的自律，可以保持精神健旺，有助于培养自己的意志力。鲁迅和周作人回国后，也保留了许多留学时代的生活习惯，终生不改。¹⁹²

二...

它长期处于锁国状态，四周被大海包围，加以在国际环境中又很少受到磨炼，从而养成的只要自己的国家好并且好下去就可以的孤立的独善主义性格，至今仍然存在。受这种倾向的影响，由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单一语言形成的这个国家，一旦有事就极容易团结、凝聚在一起走向集团主义。¹⁹³

第九章 从“臣民”到“国民”：日本人是怎么改造国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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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所以日本人全国如此。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人能终年用冷水洗脸呢？普通那（哪）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所以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他的还讲什么！”¹⁹⁴

蒋介石对王阳明的兴趣，也是在留学日本期间发生的。他说：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且有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特别是陆...

。明治维新之后迄今，关于国民性的讨论研究一直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热点，不光出现了大量的书籍，甚至还有专门讨论国民性的杂志。大正时期的小学国语课本中甚至还收入了《我国国民性的长处和短处》一文。¹⁹⁵日语中针对关于国民性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叫“日本人论”。

这种关于国民性的反思在初始阶段与中国人后来经历的非常相似。

板垣没有想到，攻城的进程远比想象的要轻松。虽然武士阶层进行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会津藩的老百姓却根本不关心统治者的命运，战事一起就纷纷逃散，根本不为自己的统治者提供资助。

板垣在事后感慨地说：“殉国者，不过区区五千士族而已，目击农工商庶民皆挑担逃避之状，深有感触。……会津为天下屈指可数之雄藩，若上下一心，奋力报效藩国，仅五千不满之吾官兵，岂能如此轻易使之降伏。庶民欲...

其实也不是什么“日本人的天性”，而是在封建诸侯体制下统治者鼓励武士阶层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与此相同的是，普通老百姓奉行明哲保身、事不关己，是因为在传统时代，统治阶层独占统治权，一般的民众禁止谈论政治。福泽谕吉说：“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羊看待。”¹⁹⁶

福泽谕吉说，为什么日本人有官本位的心态呢？这是因为传统时代资源都被政府掌握。“我国人民之所以没有独立精神，是由于数千年国家的政权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文事武备到工商各业，以至于民间的生活细节，都要...

事物和新的观念，但是普通民众的知识更新却比较困难。因为他们通常知识水平比较低，处于闭目塞听的社会底层，受制于巨大的文化惰性，沉溺在集体无意识中，传统观念极为顽固。他们在日本是社会转型的最主要障碍。

用西川长夫的话来说，如果将一个社会比作大地，精英人物和知识分子是表层，这些底层民众就是下面的黏土层，启蒙运动的雨水很容易浸润表层，却很难突破黏土层。

西川长夫说：...

社会平权论》等教材。青少年放学后也依次进行演讲，发表辩论，模拟议长选举、辩论讨论，进行起立表决。“自由已从土佐山间产生”，这是1877年土佐立志社机关报《海南新志》创刊号的一句话。¹⁹⁷

自由民权运动刺激了社会草根阶层的广泛参与和政治觉醒。日本普通民众由此开始逐步有了自己的宪法设想和自治意识。最显著的成效体现为东京都西多摩郡五日市出现了一部由普通农众起草的《五日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是五日市周边16个村数十名普通农民经过60多次讨论，由小学老师千叶卓三郎执笔起草的。从这部宪法草案的形成过...

事实证明，普通民众的头脑启蒙不只是仅靠教育和宣传就能完成，更需要通过政治实践来学习。自由民权运动最有效的地方就在于让普通民众自己动手，亲身参与，以达到真正动脑。

西川长夫对自由民权运动评价很高，他说，以前福泽谕吉等人的宣传启蒙，只湿润了土表，自由民权运动才浸透了黏土层。

概括历史来看的话，形成国民这方面作用最大的、最中心、最主体的是自由民权运动。当然，在这之前，有明六社，福泽谕吉、加藤弘之、森有礼等也曾经做过启蒙运动。这大概就是民众站在地表上，雨水在上层，只浸润了...

之目的，使吾人民养成敢为之风气，明白分任天下之义务，参与天下之事，以达全国一心。政府之强，乃天下人民皆同心也。现设民选议院，使政府与人民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合成一体。这样，国家方可强、政府方可强。”

这份“上书”在报上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应。其后自由民权运动中众多政治团体持续多年的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对政府形成了巨大压力。最终1889年，日本颁了《宪法》，1890年，日本帝国议会进行了第一次总选举，这标志着自由民权运动终于取得结果，达到了目的。

因此在日本，民权运动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制度，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良好互动。

第十章 从“民族主义”到“军国主义”：自我膨胀的代价

作为“和魂”的重要内容加以弘扬，通过神化天皇把人们置于一种宗教式狂热状态。田雪梅说：“它蹂躏了正在成长中的近代教育与独立自主精神，对于近代日本民众精神结构的形成以及未来国家的走向，影响至深至烈。”

甲午战争的胜利，更刺激着精英阶层的扩张意识，强国的目标进一步压倒了强民。1885年出版的东海散士柴四郎所著的《佳人之奇遇》中说的：“方今燃眉之急，与其内伸十尺之自由，毋宁外张一尺之国权。”而随之而来的日俄战争的胜利，更是让日本人陷入了对军国主义的迷信当中。就连反对“权力偏重”、主张民众“独立自尊”的福泽谕吉也从强调民权转为强调国权，甚至为了强化国权，宣称可以停止扩大民权。他写了《通俗国权论》，大力鼓吹对外扩张。他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¹⁹⁸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不再对儒学大加批判，转而提倡官民调和，甚至提出带有浓重儒学色彩的“报国尽忠”，要求人民从属于天皇制国家的利益，说什么“我帝室乃收揽日本人民精神的中心”；什么“日本国民寻求道德的标准，……报国尽忠等题目最为适合”，日本应当争雄东亚，永为东方魁首盟主。¹⁹⁹

第十一章 日本人对本国国民性认识的戏剧性变化

...

汉语中的“国民性”（或“民族性”）一词来源于日本引介西方的“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文对译。几乎每个研究国民性的人都承认“国民性”是一个非常难以准确把握甚至界定的概念，这不光是因为它的客观判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更是因为它的主观感受也非常易变。任何事情都存在两面，优点和缺点可以随时转化，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但是，开国之后，这种虚妄被瞬间打破了。和西方文明撞击之后，日本人马上意识到了西方的先进，一下子陷入巨大的自卑当中，社会上迅速兴起了一股崇洋热。幕府时期日本禁食牛肉，而此时牛肉却成了“文明的药剂”。大家都以不吃牛肉为不开化的表现，牛肉火锅店顾客盈门，人们在里面大啖牛肉，喝着葡萄酒，用蹩脚的英语谈着时事，认为这是最时尚的表现。²⁰⁰“有...

二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连接获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随着这两场胜利，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日本人的自信心达到顶峰，认为日本已经成为一等国家。日本人不但一扫对欧美的自卑感，“日本人优秀论”还应运而生。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上天选定的完美无...

狂热的结果是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又一次开始对国民性劣根性的反思，试图找出日本人战败的原因及其与国民性欠缺的关联性。《菊与刀》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流行于日本的著名读物，引起了日本人的广泛共鸣。“神国”观念被彻底打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认为日本文化是“神性文化”，甚至也不是什么纯的文化，而是一种“杂种文化”。知识分子接续启蒙时代的任务，继续批判日本人的封建等级观念。

国民性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制度因素。国民性中也可以分解出可以改变的部分和不可改变的部分。事实上，今天很多人谈论的“国民性问题”，实际上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某国特有的劣根性而产生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有一些实际上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因此很多时候只有跳出国民性来看国民性，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问题，才能真正改变国民性。

后记

我写这本《简读日本史》的收获有两点，第一是通过和日本对比，更深入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第二是更深入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文化的惯性。

胡适认为，各民族文化都有着极其强大的惰性，或者说“绝大的保守性”，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根本性质很难被外来文化真正改变。两种文化接触，强势一方的文化会部分“摧陷”“替代”弱势文化，但是这种“摧陷”终有一个最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弱势文化的“根本保守性”。²⁰¹日本文化的表现正是如此。日本的经验似乎一定程...

陈寅恪也有类似论述：“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²⁰²不过津田左右吉的观点和胡适、陈寅恪有所不同。如我书中引用过那样，津田认为，日本的这次西化，和以前吸收中国文化、佛教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今后的日本文化将变成“现代文化在日本”：...

于用的都是第二手材料，没有第一手材料。对《全球通史》这样的作品如此要求是否公平我不敢赞一词，不过本书和我以前的作品一样，仍然是由一个历史爱好者写给其他历史爱好者的普及之作，不登大雅之堂，或可免此批评。在我的理解当中，通俗性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发挥史学的“经世”功能。因此虽然通俗性作品不一定要加注释，为免掠美，本书还是尽量注明出处，在此对我引用参考的著作论文的作者们深致谢意。同时，由于体裁，注释可能有遗漏不周之处，也敬请谅解。因为缺乏基础，学不专而思不精，未脱野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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